张辄失声道：“芒申久随君上，宁无危乎？”
仲岳先生道：“先生心乱矣！芒氏所利，在立于庙堂。失陷公子，其可得立于魏乎？申公子之与君上，必君而臣，臣而君也。他公子亦复如是。”
张辄想了想，道：“诚哉是言也！其次者，大梁尉。公子主军，大梁尉仍守大梁，无得动摇，何碍？”
仲岳先生道：“武卒者，吴子启之，延续至今。众虽五万，皆精锐也，国所赖焉。诸魏公子，多以武卒为出身，大梁尉亦然。惟梁尉公子，向体弱，难于兵事，不能入营。苟君上掌兵，必变武卒之制，而诸公子何得出身？故大梁尉之所忧者，非止一家，乃诸魏家。是最可畏！”
张辄道：“君上欲变武卒之制乎？”
仲岳先生道：“武卒之制，自吴子起，变者数矣。吴子以为边事，御秦军，守西河，以少胜众。惠王时，拔武卒于京师，为戍卫也。庞涓将兵，以武卒为什佰，累战殆尽。襄、昭二王，国力日衰，田亩不足，虽选武卒，不能付其酬，或复其赋，不能得其人。至今四十余载，虽有武卒之名，不复武卒之实。然诸魏公子，争相谋其位，而有功者，不得其赏，庸碌无能，不得其罚。遂成诸公子晋身之阶，生计之赖也。此众所知也。公子主兵，必变其制，贤者上而庸者下，在所必行。大梁尉自襄王始，世掌武卒。苟变其制，何得无忧！”
张辄道：“梁尉公子体虽弱，而心智强，智能之士也。置之于武卒，实难能也。”
仲岳先生道：“武卒，大梁尉之世职也，梁尉公子，大梁尉之独子，宁得无袭？得无灭家氏乎！故大梁尉必有意焉。”
张辄道：“大梁尉告以魏秦合谋于君上，何谓也？”
仲岳先生道：“语焉不详，是难知也。所献之策既与晋鄙大夫同，奈何造府亲访，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大梁盛传欲不利于君上，亦非止一日，吕伯亦知之。何者为异？”
张辄道：“魏秦之和议也，必尽灭华阳之军！秦人将有异动！”
仲岳先生道：“秦人若有异动，奈何不见？”
张辄道：“是必大梁尉有所知也！”
仲岳先生道：“先生入启封，见秦有异动否？”
张辄道：“未见。启封秽气冲天，难以卒闻；而四乡之民，犹市之也。……秦人于近水处，脱剥一尽，以水浇之，曰可以御寒。”
仲岳先生道：“旦日咨之郭先生，或有所得。”
张辄道：“魏相之策与之有异。魏相曰，若秦不出，吾可出之；若秦出，吾则不出。”
仲岳先生道：“魏相何出此策？”
张辄道：“吾咨以华阳可攻秦乎？宁无碍于和议乎？魏相出此策。”
仲岳先生道：“秦既欲刈君上，曾氏复至，或有以也。设或见陈公，奈何？”
张辄闻此，心中也是一沉，自己不及细想，没有把大梁尉的警告与曾季的出现联系起来，现在思考，倒很像是一个准备好的圈套。陈筮何时见信陵君，全由陈筮决定，陈筮完全有可能布置一个完美的圈套，算计信陵君。而魏国在与秦国的交往中就吃过这个亏：商鞅与魏公子卬（也是魏王之弟）私交甚笃，后商鞅与公子卬分别为秦、魏军队主帅，在河西相遇，商鞅诱骗公子卬私相会面，活捉了公子卬，大败魏军。安知陈筮不会再来这么一出！张辄问道：“若曾兄邀君上会，如何为答？”
仲岳先生道：“实不可预知也。”
两人均怀着不安的心情，等待天明。
鼓声响起后，张辄先出城拜访唐叔。曾季果然不在。唐叔说他可以联系到曾季，随后约定午后相见。张辄回到城内，向信陵君简单报告了进入启封和大梁的情况，信陵君说，魏相的建议可以提供给晋鄙大夫参考，大梁尉的建议与晋鄙大夫的举措相同，就不必说了。张辄遂与三司及梁尉公子一起赶往中军。路上，张辄向四人介绍了魏相魏齐的建议，并强调说，魏相是在自己的要求下提出这一建议的，并非主动提出。四人也没有什么意见，但建议不要在会上正式提出，最好等会下单独说，大夫采纳不采纳都有自由。张辄也觉得在道理。
例会没有提出什么特别命令，只要各营严加戒备，民军加强训练。会后，张辄留下来，报告自己昨天哨探启封和返回大梁的事，然后介绍了魏齐的建议，与现行方案不同的是，如果秦军不出，魏军可前出到秦营附近。
晋鄙有些犹豫，道：“若以大军临之，秦必出；秦出，吾退之不利，则必战。若以偏师临之，恐为秦乘，或见杀伤。”张辄表示，自己只是传达魏齐的话，究竟如何，还由大夫自心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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