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又怎么了？”张龅牙的语气中含着杀气。
“报告，上厕所。”
“你都上了几趟厕所了？能不能利索点。”
“报告，拉肚子。”
“去吧！”这一句“去吧”里面似乎包含着一些妥协。在我得到指示出门的时候他追加一句，“以后你夏拙要上厕所不用报告了。”
我按捺住心中的狂喜，一口气跑到厕所，在里面笑了足足五分钟才宣泄完小人得志的痛快。
我以为这一场小小的斗争以我的胜利和龅牙的妥协结束了，事实上我错了。今晚这一出事实上已经类似于我向龅牙发出了挑战——挑战他作为班长的权威，挑战部队赖以生存的铁律。俗话说胳膊拧不过大腿，如果把龅牙以及龅牙背后所代表的部队权威比作大腿，那我其实连胳膊都算不上，充其量，只能算得上大腿上一根桀骜不驯的腿毛而已。
随后，我的耳边总是萦绕着龅牙同志的深情呼喊：
“夏拙，去把楼道拖一拖……”
“夏拙，去打点开水……”
“夏拙，你多站半小时……”
“夏拙，再跑一千米……”
没有为什么，用张龅牙的话讲，军人的回答只有“到”和“是”。
新兵连的第一个周末，又赶上下雨，我们一群新兵蛋子暗自窃喜：下雨看你怎么训练？
果然，龅牙传来普洱的指示：今天休整，各班组织压被子。
用过军被的都知道，那玩意儿七斤左右，冬凉夏暖，硬得像块棺材板，丑得像块老帆布，不适合盖却很适合叠。刚发下来的军被里面的棉絮是松的，要想把它垒成豆腐块还需一道工序，就是“压被子”。
别看就这一道工序，却是个累死马的活。首先你要找个宽敞又平坦的地儿（一般是水泥地板或者大理石地板，脏不脏没关系，反正没人在乎这个），把被子摊开，然后拿个小凳在上面反复推、反复压，直到那蓬松的棉絮变成结实的棉饼才算大功告成。
好好的一床棉被，我们不惜代价把它压成门板；好好的一条毛巾，我们费尽周折把它叠成豆腐块；好好的一块地板、一条马路，我们拿着牙刷蘸着洗衣粉，一寸一寸地刷……为了“内务整洁”，所有人用同一个牌子的牙膏和洗发水，所有人用同样颜色的牙刷和香皂盒，所有人穿部队统一配发的内裤和袜子……这就是秩序，是铁律，就是如来佛的掌心，无论你多牛×都无法僭越。
压了一会儿被子，龅牙被别的班长叫出去玩“双抠”了，就剩下我们几个新兵在俱乐部。龅牙前脚一走，我的瞌睡就后脚跟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据了我的大脑。像武侠片里被人吹了迷药一般，我打着哈欠昏昏沉沉倒在了平铺在地的被子上。
湘大、画室、“堕落街”、颜亦冰、刘菁……一闪而过的片段闯入我的梦境，彷徨也好，恣意也罢，回头看过去的一切是那么美好。刘菁摇着我的手问我：“你为什么要去部队？”
我伫立在雨中不知如何回答。
“夏拙，回来吧，回来吧!”刘菁的声音越来越急促……
“夏拙，起来，起来！”朱聪扇了我几个耳光总算把我扇醒。
睁开眼，前面不是刘菁那张温婉美丽的脸，而是一张普洱茶饼似的又黑又板的脸。
我慌忙爬起来，举起右手敬了一个刚学的军礼。
“夏拙？”看样子我已经给普洱留下深刻印象了，而且显而易见不是好的印象。
“到！”
“大学生？”说到“大学生”的时候他的脸上露出毫不含蓄的轻蔑笑容。毫无疑问，“大学生”作为一个标签，使我们受到了歧视和不待见。后来我才知道，普洱之所以对“大学生”比较反感，是因为他自己连续考了两届军校都没上，最后费了老鼻子劲才上了个提干班，到目前为止他的“学历”栏中填的还是“大专”。
“报告！是。”
“就你这德行？”普洱似乎存心想看看我的反应，见我没动静，便转过身来，向闻讯匆匆赶来的手里还捏着三张扑克的龅牙宣布了他的处理决定：“二排一班都有——向右看齐——向前看！军姿一小时准备！”
军姿，又是军姿！又他妈是军姿！
“报告！”我实在是忍不住了，“连长，我错了！请您惩罚我，但是跟他们没关系。”
普洱睨了我一眼，把目光扫向已经成一列集合好的二排一班，“我刚说错了——”
他清了清嗓子，大声吼道：“军姿两小时准备！”
我再要说什么，被身边的龅牙狠狠踹了一脚后也不再吭气了。
普洱大摇大摆地走了。
龅牙像一颗生铁钉一般钉在我们的正前方两米处，身体纹丝不动，只有嘴巴在那里唾沫横飞。
“你们给我听好喽！部队的规矩就这样——一人得病，全体吃药。所以你们务必要收起那套地方上的懒散作风和自由主义思想，是龙给我盘着，是虎给我卧着！管好自己的嘴巴，夹紧自己的尾巴！谁要是冒泡掉链子，跟着你吃苦的可是全班兄弟……”张龅牙的指示抑扬顿挫、激情飞扬，他正前方一点五米外的猪头和小白的头发被他那从牙缝里迸出的口水喷得跟打过啫喱水一般。军姿站了两小时，龅牙就兢兢业业地训了两小时。直到外面响起开饭号，龅牙同志还依依不舍地做了最后的四条总结，提出了三点希望，展望了未来两个月新兵训练的美好蓝图，再去食堂的时候，菜已经被抢光了，剩下一点残汤刚好够我们几个泡饭吃。
“对不起啊！连累了兄弟们！”趁着龅牙上厕所，我给几个受牵连的新兵诚恳地道了歉。
“咳，我说拙子，你这就不仗义了啊！”猪头说道，“什么叫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就叫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嘛！”
“就是！就是！”其他几个新兵附和道，“我们是战友嘛！”
“我们是战友！”这句话突然让我心头一热。在那一刹那，我感受到了“战友”二字的分量。这是一个只有在这样封闭而严酷的环境中才能产生的称呼。相较于大学里的“同学”，社会上的“朋友”，生意上的“伙伴”，甚至酒桌上的“哥们儿”，这一个名词有着更加沉重的含义。这是由军营独有的强制力所决定的。在任何一个时间，任何一个地点，做任何一件事情（吃饭、睡觉甚至洗澡），身边都有一个或者一群战友。大家同吃同住同训练同休息同娱乐，连犯了错误都一同受罚。生病的时候有人陪着你，受伤的时候有人护着你，跑不动的时候有人拖着你拽着你，上了战场子弹飞来的时候有人挡着你。这样的人，才能算作“战友”。
周日晚上九点，全连在俱乐部组织点名。经过一周的训练，我们基本上知道了“行”与“列”的关系，也搞明白了“立正”之外的几个基本动作。点名也天天组织，基本上是值班员组织唱歌、整队报告，然后是连长“讲三点”，然后让指导员“补充两点”，总的感觉千篇一律。
今晚的点名有些奇怪，值班员报告之后，首先登场的不是连长，而是安哥。队伍里出现一阵小小的骚动，直到值班员吼了一声“安静”才算作罢。
“检查。”安哥立定之后双手端着一张a4纸，面无表情地念道：
“今天上午八点四十分，我在宿舍里学习条令，班长任欣同志叫我去小卖部给他买一包烟。我不愿意去买，便以上厕所为由拒绝了班长。从厕所出来之后，班长又让我去买烟，我仍然拒绝了班长。班长说：‘林安邦，你学了这么久的条令我考考你。’我起立回答‘是’。班长问：‘军人以什么为天职？’我回答：‘报告班长，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班长又问：‘你既然知道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为什么让你去买个烟都不去。’我回答：‘我认为班长让我去买烟，不能算命令，只能算请求。既然不能算命令，我也可以不服从。’班长说：‘大学生是吧？有文化是吧？知道玩文字游戏是吧？那我命令你从现在开始站军姿，一直站到吃晚饭。’我回答：‘班长这也不算命令只能算体罚。’于是我和班长发生了争执……”
检查念到这里，安哥轻轻叹了一口气，这声叹息很轻，也很短，大概除了站在第二排的我，几乎没什么人听见。
“通过排长和连长指导员的教育，我意识到自己错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们无权判断命令是否合理，我们需要做的是不折不扣地执行……”
我微微侧过头，瞟了一眼隔我三列的欧阳俊和隔我七列的易子梦。易子梦的眼里充满了恐惧，欧阳俊眼神中则更多的是不服。
“在此，我诚挚地向任欣班长道歉，也向连长、指导员道歉，希望同志们引以为戒，坚决服从管理，坚决听从指挥……”
我站在队伍里，静静地看着安哥。他的头低垂着，如同一枚没有按时被采摘而在树上被风干的果子，他的眼睛死死盯着手中的“检查”，眼神中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屈辱，也有一种被逼无奈的妥协——而就在一周之前，他还昂首挺胸意气风发，为即将实现他投笔从戎建功沙场的抱负而踌躇满志。
新兵连第二周，龅牙开始教我们打背包。打背包有两种方法，一种“三条筋”，就是背包绳裹着被子，刚好是三横压两竖，看起来牢固而美观，可惜比较费时；另一种叫“一条龙”，简单来说就是绳子绕着被子缠上几圈，不求漂亮，但一定要速度快。
“如果是拉练或者野营，就用第一种方法，如果是紧急集合呢——就用第二种，”龅牙说完十分严肃和庄重地挨个看了看我们，语气凝重、语速迟缓地说，“做好紧急集合的准备。”
果然，当晚十一点，我刚刚入梦，就被一阵尖厉而短促的哨声惊醒。龅牙低声喊道：“紧急集合！快点！”我赶紧爬起来去找电灯开关，黑暗中一只手重重地拍在我胳膊上，“混账，谁让你开灯的？！”
别的人已经穿好衣服开始打背包了。我火急火燎地摸索着我的上衣、裤子、背包带，暗夜里传来小白绝望的声音：“谁穿错我的裤子了！”
猪头的声音传来，“我说怎么死也穿不进去呢，给你！”
“谁再说话我弄死谁！”龅牙恶狠狠地骂道，“就这屌素质还当兵呢！”
有人已经冲出去了，因为去开灯的动作耽误了时间，我冲出去的时候已经落在了后面。
跑出去十多米，龅牙一把堵住我，“你的帽子呢？”我在心里骂了一声“操”，又跑回去拿帽子。等再回来的时候，全连就剩我一个没到了。
众目睽睽之下，我冲着普洱喊了一声“报告”。
普洱瞟了我一眼，迅速转过头去冲着龅牙冷笑道：“最后一名，二排一班。”
龅牙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看上去要不是现在是在大庭广众之下，他只怕会冲我咬上一口。
我无比狼狈地跑进队伍，前后左右一看，除了几个老兵班长背包像模像样以外，其他的水平都差不多：背包跟粽子一般圆中带方，衣服扣子错了几粒，没戴帽子的不在少数，穿拖鞋的也有几位，还有裤子穿反的，大门没关的，甚至还有一个强人，就穿了一条秋裤跑出来了……看到这里，我不禁稍感宽慰。
“科目！”普洱咬牙切齿，“三公里越野，目标操场，出发！”
队伍开始向右转，带来一阵“丁零当啷”的声音，不知是谁把牙缸掉在了地上，随后又有人背包散了架，有人鞋掉了，有人丢了帽子……总之一路，洋相层出不穷。用普洱的话总结：“没有最差，只有更差。”我因为先前已经丢过人了，可不敢再丢人，于是勒紧背包亦步亦趋跟着前面的张龅牙，顺便把大部队甩在了屁股后面。龅牙好像不大情愿我跟着他，加大了步子，把我甩出一截来，我再次暗自问候了他的张氏先人，咬咬牙跟上他。撵着龅牙跑到终点，我的灵魂似乎已经出窍了，血液在血管里左冲右突，如同一条条受惊的蛇。张龅牙也好不到哪里去，双手叉腰一边大口大口喘气一边傻傻地瞪着我，像一条被6月的太阳晒晕了的狗。同样瞪着我的，还有捏着秒表装模作样的普洱。后面的人陆陆续续跟上来，那情形有点像1949年渡江战役之后的国民党军队。普洱连长好不容易把队伍给弄整齐，这时远远地传来“丁零当啷”的声音，我们的亲密战友朱聪深一脚浅一脚闯进了大家的视野：帽子斜斜地扣在头上，衣襟大开，武装带不见了，挎包上的牙缸和水壶随着身体的晃动撞在一起，发出类似驼铃的声音；手里的被子已经散架，如同被水泡过的花卷，背包带一截还在背上，另一截已经在身后五米开外……“上级们”窃窃私语，普洱的脸更黑了，“普洱茶”变成了“砚台”；龅牙看上去也是气得够呛，两颗门牙不畏严寒地伸出来，看上去似乎很想在朱聪身上咬一口。
“二排一班！”
“到！”龅牙代表二排一班高声回答。
“今晚上你们加加班。”普洱微笑着看着远处。
“是！”
部队带回后，龅牙出人意料地和颜悦色，“都睡吧，都睡吧，以后要注意。”
看他如此温和，我们心中的石头也算是落了地，纷纷倒头就睡。
大概二十分钟，或许时间更长一点，反正是大约所有人进入梦乡后，龅牙的声音响起。
“紧急集合！”
见我们还愣着，龅牙加了一句，“抓最后一名。”
我们醒悟过来，开始疯了似的找衣服，打背包，像被开水烫过的狗一般冲出了宿舍。
大约两分钟后，队伍在门外集合完毕。当然，还是会有最后一名。这次又是朱聪。
“向右——转！目标操场，跑步——走！”
四圈之后，我们被要求带回，“朱聪，再跑四圈自行归队。”
朱聪从喉咙里含混不清地发出“是……”的回答。
“报告，”在得到龅牙的同意后，我提出申请，“我想陪朱聪跑完四圈。”
“理由？”龅牙的声音在黑夜里显得愈加冰冷。
“我想进一步提高军事素质。”
“很好！难得有人如此刻苦，”龅牙冷笑着回答，“你们俩，每人再加六圈。”
“报告！”新兵中又一个冒出来的。
“你们也想进一步提高军事素质？”
“是。”七个人声音不大，却比较整齐。
“行啊你们，”龅牙一字一顿地，似乎要把每一个音节咬碎了才吐出来，“二排一班都有，向右转！十圈！”
那次紧急集合之后，我开始放聪明了，晚上睡觉除了鞋子和外套脱掉，其他的能不脱就不脱，背包绳放在手边，水壶和挎包的背带提前摆好，以便在黑暗中也能准确找到。朱聪同志更加警觉，晚上熄灯后干脆把被子捆结实，连鞋都不脱盖着大衣就睡，反正他皮糙肉厚，每天三顿补充的热量是别人的三倍以上，这点冻他也能扛。
我们知道，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果然，随后的两周时间里，我们拉了十次紧急集合。最不靠谱的，是周末普洱喝醉的那晚上，一共拉了四趟，完了每次讲评还要长篇大论，从英阿马岛战争到伊拉克空袭，从美国的全球鹰到拉登的三姨太，最后落脚点是如何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不到四十分钟决不罢休。他在上面喷着酒气，全连在下面累得跟被骟了的马一般，就连张龅牙也顶不住了，一回屋就预言普洱将来儿子的肛门有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