驿站的官员，负责民驿的传递，沟通物流，这可以带动地方贸易的发起。
教育的官员，负责基础教育的建设和管理，以及普及识字等基础教育。这是一国之根本，可以提高综合国力。
医疗体系的官员，负责基层医疗，保证大乾的政治口号，救国救民，维系基层百姓的健康。
巡检官，负责治安缉捕，律法专员，管法律宣传和“公告”，类似以后的检察官。
还有听起来像是主官的公署专员，实际他只管三件事，一是上传下达，包括朝廷和上级政令的讲解，本地民情联络和上呈，一是户籍登记，一是监察其他官员。
此外还有农业专员和商业专员，农正管农业规划、技术推广和田亩核查登记，商正则是推动工商发展，核查登记本地工商户，这就是楚行规划的公署诸官。
这些人里，真正担负管理职责的就是公署专员、巡检和农商专员，但他们的职责也是有限的。
公署专员的户籍登记着落在保甲制上，只为巡检和农商专员提供基础资料，巡检无定罪之权，农商专员也无收税之权，都只是立足于基层的服务和信息掌握功能。
如何保证这些基层官员能尽责尽职，做该做的事，不应付，不造假，除了专员的监察之外，还将基层民人的相关活动，比如买地创业的法理依据等事务，由过去到县衙备案，分散到基层公署，而且还拆分出户籍、田地和工商等细项，这就是一项公共服务。
毕竟官府和朝廷在理论上要代言公正，民人买房置业分产，必须要找中人，如果中人里没有官府，官府也将不会给他提供法律保障。
借着新朝核定田亩和作坊商行等产业归属的行动，由此来确立民人私产，也是一桩强制将民人纳入新朝体系的“群众大运动”。这个造反者独享的好处，楚行当然不会说破。
听了楚行关于公署的设置，大乾内阁和六部的官员都还很迷惑，这像是官么？
将官府进一步推广到县以下的基层，楚行就是要将原本明朝治下的社会当作铁矿石，丢到炉子里，鼓风翻搅，让空气中活跃的氧成分跟矿石里的碳和杂质化合，从而将其冶炼成钢。
“那么，到底谁来收税？还是县官么？”
县之下规划如此细致，让众人都感觉，县一级的官府也再难保持原有的架构，这变动已经难以把握，只好开口问楚行。
“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先回答，到底地方和中央该怎么分税？”
楚行终于绕了回来。
地方和中央该怎么分税，又扯出了另一个大问题，要分的蛋糕到底有多大？
有细心的官员粗粗一算，摇头连连。
大乾所控地域，以百县计，官府下乡后，到时就是近万官员。
算上官员俸禄，外加公所开销，怎么也得二百万两银子，而富裕一些的行省，一地在伪明统治时，每年向户部上解钱粮也不过七八十万两银子，这不是怎么分的问题，是根本就不够分。
在场不少官员是扬州府、苏州府、常州府、淮安府、凤阳府之前明朝衙门的官员，这些官员在官场的时间久了一些，虽然执行力差了一些，但是好在看问题，其实相对于年轻的官员更加全面。
没等楚行说话，一名山阳出身武举人出身的官员，唤做陈启新，起身便反驳了他。
陈启新虽然只是个武举，但是其人颇有才华，在大乾攻占凤阳府时，被遴选为官。
甫一加入大乾，便上书楚行，认为天下弊病，科目、资格、行取考选。
文章洋洋洒洒，看的楚行颇为欣喜，认为这是天下少有的改革派，便调遣到了扬州，做了兵部给事中。
而其人做事，却是兢兢业业，便是胡爷也非常认可。
此时，陈启新便道：“地方杂派呢？杂派都还有正式和非正式的，先不管是谁收了，也不管工商那一部分，
伪明时，沿海的省份每年要缴纳将近三百万两银子，这还不够分？”
这事楚行自己就知道，对民人来说，正税都还是小头，杂派才是大头，杂派里还摊着官员的索取。
更要命的是，中央所要的正税很难对得上实际情况，对地方来说都是定额税。
而地方自收的杂派，却能一层层接近真实情况，害民最大的一层，其实还是乡绅，因为他们最熟悉真实的“税源”，这就是一路搭车下来的结果。
将正税和杂派当作一块大饼通盘考虑的话，问题就不止是怎么分，而是要先回答官员们所问的“怎么收”这个问题。
很多杂派是收到吏员乡绅腰包里去了，官府可没收到。
让地方和中央分税，只是楚行治政构想的表象，根本目的是融解过往的儒法社会架构，逐步推动地方有限自治，而这就需要另一项措施来配合，那就是地方议会。
但眼下还远不是时候，楚行的安排是先打下基础，将儒法社会原本的自治引导到近现代国家的地方自治上。
“许每乡镇区民人自设民会，
由当地有产之户自己推选民会代表。摊丁入亩后，除开按田亩征收之正税，其他杂派我们定下具体名目，分摊到每县乡镇区，由民会代表们自己商定其中细节。”
楚行淡淡地将摊丁入亩的实际操作也说了出来，之前说了官府下乡，官吏一体，看似动作大，变革却不如这一条大，这才是颠覆过往儒法社会的决定性一步。
众人初时不觉得太过惊诧，一来之前这过程是隐于表面之下，原本地方官借乡绅吏员之手征税，过程的实质也是如此，二来这跟之前山东的行事手法一般无二。
可仔细想下去，越想越觉得深不可测，连陈启新都皱眉道：“这不是许民人勾结，对抗官府么？若是串联起来，决意不缴，怎生是好？”
楚行耸肩，不缴？
个人不缴，有民会，有官府，这不是问题。
如果民会决意不缴，就不设公署，不给民人定户籍，不管他们的治安，不给他们裁判执法，实在不行，也可以解散民会，重新推选，法子多着呢。
再说缴皇粮是华夏民人千百年来的传统，有产之户一般也不会径直不缴，而是要争论缴多少，缴的钱是什么说法。
这好办，设县民会，让每个乡镇区民会推选几人，组团跟县里官府讨价还价，这样乡镇区民会也能跟县级行政机构连在一起，再不需要官府隔着乡绅吏员一层去征税。
有了民会，民人就有了一个工具可以说话，虽然只是针对地丁钱粮，只是分散于县下的乡镇区，却是一个开端，就让这民会以后慢慢壮大，在未来能成为真正的地方代表吧。
“就怕这民会成恶绅害民之器……”
有熟悉乡间民情的官员很担忧，以实情而论，这样的民会，多半是为乡绅把持，到时候他们压榨起乡民来，会不会比以前更理直气壮？
“所以才要进一步官府下乡，官吏一体。有官府在乡，才能维护公平正义。有官吏一体，往日沉于县乡，与乡绅勾结的吏员才能浮出水面，受地方和中央直接监管。同时我们也要订好民会章程，从中央到地方两个层面来监管民会的正常运转，不让其被恶绅把持。民会代表，终究是民，其他民人，借着民会，总也是个抗衡之处。”
楚行如此解释着，他还有话没说透，设立民会，这就是个几方博弈的平台，政府和民人之间博弈总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