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川南大队的路上，李铮主动向余淑媛解释他为什么要提前研究陈超这些匪情的原因。他语气沉重地讲起了一年前他们全族青壮参加当时的反蒋“五.九”起义的经过。
在李铮看似平静的叙述中，余淑媛眼前出现了一副副感人心扉的场面……
1949年5月9日，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长期发动和精心策划下，位于川滇黔边区的镇雄县和威信县，爆发了一场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及当地土司恶霸的武装起义，起义主要在镇雄的花朗、果珠、云岭、白鸟、龙灵和威信的大河6个乡爆发，初期有1200多人、900多支枪，这就是滇东北一带有名的“五.九”起义。起义队伍成立“中国民主联军滇黔川边区第二纵队”，下设9个支队，打出“民主联军是人民自己的队伍”、“打倒蒋介石，拥护共产党”等口号，广泛发动群众。
李铮的家居住在镇雄县花朗乡。李姓在花朗乡是一个有300多户900多人口的大家族。李铮的二叔时任与花朗相邻的带铃乡乡长，另一位堂叔任紧邻的威信县大河乡乡长。两位当乡长的叔叔都是当地有名的开明士绅，他们早就不堪当地土司恶霸的长期凌辱，于是发动全族青壮300多人，参加了“五.九”起义，举行武装暴动，组建了“中国民主联军滇黔川边区第二纵队花朗支队”，成为民主联军中的主力支队。
此时的李铮，因之前母亲病逝，从泸州回乡奔丧，正好碰上这件大事，作为族中的有为青年，他自然被父老兄弟们推举成为其中的骨干，担任了花朗支队1大队大队长。
“民主联军”举义后，于5月26日两路进攻，很快就攻下云南昭通威信县城，并经连续五日激战，迫降了退守狮子营的国民党威信县县长陈竹鸣，吸引了周围数百群众来投，队伍进一步壮大。随后，“民主联军”又攻占了云南昭通彝良县城，影响进一步扩大，发展到了4000多人枪。
起义队伍连续攻占威信和彝良县城的胜利，引起了川滇黔边国民党高层统治者的重视，很快就遭到了滇黔川三省国民党军队和当地土司恶霸的联合围剿。当时的云南昭通专区行署专员兼警备司令安纯三、贵州毕节专区行署专员兼警备司令刘鹤鸣、四川泸州专区行署专员兼警备司令罗国熙等国民党大员，以及各地的保安部队和地主恶霸武装，纷纷联合起来对起义队伍进行围追堵截和疯狂剿杀，使这支本来就缺乏军事训练和斗争经验的队伍，很快就遭受到了一连串的失败，人员死伤惨重，纵队司令部的几位主要领导也被迫四散离开，去寻找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援助，剩下的队伍不得不化整为零，撤到山里面打游击。
李铮的300多个参加起义的青壮族人，牺牲了近200人，包括他的两位带头的叔叔。因李铮之前一直在四川泸州读书习武，了解到解放军已经打到四川，于是就带着剩下的队伍退到四川叙永县，依托他的师伯雷海云寨主等江湖好汉的相助，在川滇黔边一带活动，后来解放军144团解放了叙永县，将他们收编为叙永县剿匪游击队至今。
正是这一段血与火的失败经历，使李铮不仅迅速成长起来，而且深刻感悟到作为一名指挥员，不仅要有过硬的军事斗争本领，还要学会收集情况、未雨绸缪，提前应对，才能防患于未然，从容化解危机，带领同志们从胜利走向胜利！
余淑媛一路默默地听着，心中不断翻起巨浪。她不由不感动于李铮的真诚，其实在老君山一战中，她就已经感受到了这个比她整整年轻3岁的大队长超强的军事指挥能力，从攻山前的敌情侦察、研究作战计划、提出攻山打法，到化装突袭中的分兵突击与阻击，面临危险时的勇敢与坚决，最后关头冲锋时的英勇无畏……这种种优秀的表现，很难想象都高度的统一在李铮的身上。而且，更可贵的是，他对待同志们外冷内热，有一颗善于关怀别人的心。即便是对她这样的新同志，他也是热情相待，分兵阻击时他特意安排勇力超人的李开奎陪着她，这难道不是一种有意的保护吗？她是一个冰雪聪明的女子，自然心里是明白的。
李铮难道就没有一点缺点吗？余淑媛暗暗思索，很快就有了答案，是的，他也有一大堆的缺点：有时过于讲江湖义气，喜欢说大话、打包票；有时候还过于冲动，容易感情用事，这是指挥员的大忌；还有，对女同志态度不分明，容易伤害女同志的感情。比如他与那个女记者许若云，就有点不明不白的，甚至还有些暧昧……
余淑媛正想着，忽听李铮连声问她：“教导员，你认为我的看法怎么样啊？教导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