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缙稍稍一顿。
而后，继续痛心疾首道：“圣人言：古之为政，爱人为大。又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他不徐不疾，继续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更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朱夫子再《仪礼经传通解》中诠释曰：人为国本，是以为政之本也，爱人为大，即爱民为大。人为国本便是民为国本。因此才有天下大治时，那么天下就为天下百姓所公有。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既民意高于天意，若天下万民之所向，即便是天意也需相从。至圣先师至理之中，便是告戒后人，百姓乃是国家的根本，只有根本稳固住了，则国家自然安定。”
他随即道：“自有孔圣人以来，此后又有孟子等圣人，在自秦汉延续至唐宋，又出朱夫子、陆夫子，而有今日之儒，可何为儒家，何为至道？无非还是这民为本三字而已。”
“只是这一桩桩，一件件的事，陛下，臣在爪哇，听闻商贾们传言中土各种官吏士绅欺民之事，桩桩件件，都如诛心。天下怎的到了这样的地步啊，吏治不清，则百姓不安，百姓不安，则国家的根本就要动摇，国本动摇，天下就危如累卵，现今之状，说是礼崩乐坏，也不为过，礼乐崩坏的结果……就是从士大夫们恣意胡为，视民为猪狗而始。”
他这一番话，声震瓦砾。
此时的解缙，又找回来了十几年前，在朝中挥斥方遒的状态了。
他仿佛天生下来，就属于那种耀眼的人，无论他站在哪一个立场，总是发着光的。
只不过从前他的光芒，不免让张安世觉得碍眼。
可现在……这似有若无的光晕，却教张安世觉得顺眼得多。
朱棣死一般的沉默。
百官本是最喜欢这样的大道理的，可今日，这样的大道理却听的让人不禁心惊肉跳。
“解公……”
终究，还是有人慨然而出。
众人看去，却是一个翰林。
这翰林还太年轻，显然还没有到牵涉进各种弊桉，被人拿捏把柄的时候。
正是因为初生牛犊不怕虎，是以他慨然道：“解公既说礼崩乐坏，敢问解公，礼崩乐坏的原由何在呢？据下官所知，今天下改弦更张，自修新政以来，这礼乐便废弛了，而圣人之书，读之者越来越少……”
解缙冷笑不语。
半响没有回应，翰林特意提高了声调道：“解公何以不言？”
他咄咄逼人。
解缙这才慢悠悠地道：“读圣贤书，就可恢复周礼吗？这我闻所未闻？”
这翰林挑眉道：“难道不是？”
解缙叹息道：“你读书，只读了一个皮毛，看来……这四书五经，你虽熟记于心，却完全无法领悟，不过是腐儒而已，实在可惜。”
说着，解缙露出痛心之色。
翰林色变。
解缙道：“《论语、尧曰》中曾言：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公治长》中又曰：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请问，此二句何解？”
翰林下意识地道：“这……这自然是说……”
没等他说下去，解缙便道：“我来答吧。这是说朝廷应该鼓励百姓去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朝廷的利益，便是为民获取利益而生。这第二句，即朝廷的根本，就在于教百姓得到实惠，需要百姓的时候，应遵守道义。”
说到这里，解缙不屑于顾地看了一眼这翰林，面带鄙夷地接着道：“圣人之道，博大精深，尔读书，竟只读了一个所谓仁义礼乐，只记住了那一句‘礼’，却是忘了，圣人通篇传授的乃是一个‘惠’字。”
他耐心地继续道：“何谓惠？利也！以利而满足百姓所需，使百姓安居乐业，得到他们想要的，才能天下大治。可惜你这腐儒，十年寒窗苦读，所学的不过是言之无物的所谓礼法。”
解缙又道：“《论语、颜渊》中也有这样的阐述，即：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可见我世代儒家，所倡导的都是使民富足，因为百姓富足，则君王也随之富足，国家自也可进入极盛了。可你满心想的为何物？不过是那所谓外在的礼乐，是君王用何礼，诸侯用何礼，士人用何礼？此等浅显的学问，也敢在庙堂中高谈阔论，班门弄斧？”
翰林脸色微变。
解缙道：“既然你说起了新政，那么……这新政正是圣人的主张，圣人之道，即富民之道，圣人之道的本质在于仁，仁而爱人，方乃圣学。今我观山东，又见新政之下的直隶诸府，谁能教百姓得到实惠，谁引导了百姓生利，可谓有目共睹。”
接着，解缙冷起了脸来，接着道：“可你这腐儒，虽是年纪轻轻，却如冥顽不宁、行将就木的不死老翁，在此呱噪，鹦鹉学舌几句四书五经，就敢放肆，如此妄议新政，议论圣学，真是朽木，今与你这样的人同朝，实是平生最令人羞耻之事！”
这翰林被骂得狗血淋头，极力想要辩驳和反击。
可哪里有解缙这般的气势，何况他这一番高谈阔论，虽每一句都出自解缙口中，可每一句，却都有章可循。
说穿了，都是论语之中记载下来的圣人之言，丝毫不给人任何反驳的空间。
张安世听罢，禁不住大乐。
在这殿中陷入死寂之后，他冷不丁地道：“对，我也是这样想的，我心里只有圣人！”
解缙没搭理张安世。
却转而对朱棣道：“臣蒙陛下厚恩，既格外开恩，准臣入阁，那么臣岂敢尸位素餐？恳请陛下，明发旨意，彻查天下似山东这样的弊桉，正本清源，一扫天下冤屈。此事……臣可以文渊阁大学士之身主持，点选人员，分赴天下各府县，翻阅旧桉，进行清理。”
解缙越说越显得痛心，早知道这样，他就该直接说：“陛下……不澄清吏治，百姓必受冤屈，百姓蒙冤，朝廷即便再如何利民，也不过是一纸空谈而已。应效京察，对天下各州府进行一次普察，方才可还天下一个朗朗乾坤，使朝廷的政令得以贯彻，百姓才可安居乐业，臣不才，甘愿为前驱！”
说罢，拜下，行大礼。
于是殿中又死一般的寂静。
京察……对于大臣而言，绝对不是好事。
大明虽有京察的制度，可除了太祖高皇帝时还算苛刻之外，此后就慢慢的松弛了。
毕竟，闹的大臣们怨声载道，实在不像样子。
因而，太祖高皇帝的时候，是三年一查，此后，就变成了十年一查。
十年也就算了，再到后来，纯粹就变成装一下样子了。
何况，京察还只是根据京官来进行考察，现在解缙直接丧心病狂，居然要梳理天下的官吏和冤桉，这就比太祖高皇帝时更甚了。
张安世听着，竟是无言。
这解缙……以前的时候就很莽，现在回朝，反而更莽了。
张安世对京察的印象颇深，因为他依稀记得，明武宗的时候，太监刘瑾，就进行了一定的改制，其中的方向，除了淘汰了一千多冗官之外，就是进行了频繁的京察，当时直搅得鸡飞狗跳，不少人因此而罢官。
更凶残的是，刘瑾还盯上了翰林院，历来朝廷的规矩是，翰林官一般不外任，可刘瑾直接将大量的翰林进行外放担任地方官。
如此……就真的把清流彻底得罪了，因为清流是入阁的主力，一旦外放做了地方官，那么这翰林的清贵身份，也就彻底的没了，反而沦为了下乘，成了浊流。
这倒还罢了，刘瑾居然还在荫官上头做了手脚。
原本大明以来，所有的大臣，都会给一定恩荫的资格作为奖励，譬如一个二品的大臣，他的儿子，可以册封一个官身。可刘瑾掌事，缩小了文官、勋戚的加赠范围。即正一品、从一品有政绩者，可以加赠。正二品至正五品之间的官员，无论政绩如何，俱不与加赠。勋臣须有军功、文职二品以上须政绩显着，才可加赠。如果政绩平平，则无论品级高低，所有官员一律不与加赠。
自然而然，刘瑾也触犯了众怒，最后的结局……是凌迟处死。
朱棣本就已怒不可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