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张学文之前无法理解的问题。
甚至张学文突然有些开始理解孙中山前后态度的变化。对于孙中山的主张，张学文是了解很多。孙中山在1906年制定了同盟会的《革命方略》，里面详细介绍了中国革命未来政治演进的模式。
分为“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这三个模式后来孙中山总结为“军政”、“训政”、“宪政”。
因为孙中山认为中国几千年的帝制，带来的是“暴政”和“愚民”两队双胞胎。两者的相互配合，使得中国封建社会维系了几千年时间。暴政之下，只有愚民才能是“顺民”，否则便是“刁民”。所以最后活着的都是“顺民”，也就是“愚民”。真正敢于质疑的暴政的，基本上都已经被杀光。
所以对于他们不能立即实行民主，因为他们是不可能理解民主。
正因为中国存在如此的问题，所以孙中山才弄出了“军政”、“训政”、“宪政”的共和三个阶段。在孙中山眼中，“军政”、“训政”时期需要的是开明专制。听起来有些别扭，但意思很简单。
那就是赞成强人政治，希望一个开明的强人带领中国走过“军政”和“训政”阶段，让中国可以顺利的过渡到“宪政”。因为孙中山认为刚刚革命之后，全国动荡，为了稳定全国政局，是需要强人政治。
一个能够稳定中国局面的强人。
而且希望这个强人是一个开明的人，稳定中国局势的同时，还能够教育人们。让他们从“顺民”，变得明白什么是共和、民主。之后带领大家走入“宪政”阶段。到了这个时候，中国就可以结束强人政治。
当然孙中山提出这些《革命方略》的时候，是希望同盟会来完成这个任务。也希望自己就是那个强人政治人物。所以才会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的时候，极力赞成总统制。
后来为了限制袁世凯的权力，同意责任内阁制。
但从孙中山后来的表现来看，依旧是赞成强人政治。孙中山北上和袁世凯几次交谈之后，认为袁世凯真的很有能力。因此从那个时候开始，孙中山非常推崇袁世凯，认为袁世凯可以成为孙中山心目中的那个强人。
因此他到处都说袁世凯的好话。
反过来安抚那些同盟会激进派，希望他们放下成见，支持袁世凯。
当然孙中山虽然推崇袁世凯，但认为袁世凯只能担任“军政”、“训政”时期的领导，等到“宪政”就需要一个更加开明的领导。不需要袁世凯这样的强人政治。这个时候需要的是自己这样拥有现代政治意识领导人。
这么一想张学文有些豁然开朗。
其实孙中山的想法从来都没有变，他一直认同的都是强人政治，认同的是一个开明专制。就算是后来孙中山在广东成立广东革命政府，也是赞成这个想法。
这就能够说明孙中山在前后对于袁世凯态度的变化。
同样宋教仁也是如此。
他也是始终如一。
从开始他就赞成责任内阁制，只不过同盟会反对太多，没能够通过。他积极促成南北和谈，并不是真的害怕北洋军，也不是陈其美、马君武批评的那样出卖革命党利益。
而是他认为责任内阁制才是中国走向文明政治的第一步。
他在南北和谈的时候，他积极努力促成和谈，和袁世凯友善。但国会选举之后，他的态度越来越硬朗。其实很多人看起来宋教仁前后态度大变。
之前害怕袁世凯，害怕北洋军。选举胜利之后得意忘形，狂妄无边。
被很多人批评。
但仔细想来，宋教仁不管是什么时候，他的政治主张一直没有变化，那就是责任内阁制。所谓的对待袁世凯有变化，也只是在这个主张的基础上。
看来自己当初看事情很多也是只看到表面。
不管是孙中山、宋教仁他们的行为多么幼稚，但他们其实都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都是按照自己的政治主张行事。他们都是一个有自己政治主张的政治家。
自己以前真的小看他们了。
一瞬间张学文想的很多。
“巡阅使，巡阅使。”
“哦。”
张学文反应过来。
然后看着廖仲恺有一些惭愧。不管是孙中山，还是宋教仁，相比起他们自己想的太多、考虑自己利益太多。孙中山、宋教仁不敢说他们都是心底无私的革命家，但比张学文纯粹很多。
不过张学文很快让自己忘记这些。
有自己的革命主张是一回事情，能不能实现又是另一回事情。
宋教仁已经为自己的责任内阁制付出了性命。虽然后世对于他的死有很多争论，但他一定是死于政治暗杀，这是毋庸置疑的。
而孙中山的强人政治，甚至他的“军政”、“训政”、“宪政”的说法，还是有很多可取之处。只不过孙中山想的很美好，但真正付诸行动却差强人意。
他希望自己是那个政治强人，让中国慢慢的成为真正的共和国家。
可惜他能力不够，无法成为那个政治强人。
因此张学文道：“仲恺兄，如果袁世凯破坏‘临时约法’，我们人民党绝对不会置之不理。但是现阶段我认为还应该是在‘临时约法’的框架内解决问题。如今贸贸然起兵反袁，我认为是不正确的。”
最终廖仲恺是失望当中离开了武昌。
如果张学文愿意起兵，那么国民党加上人民党的力量，还是很有可能击败袁世凯的。可是看到张学文的态度，廖仲恺是非常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