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地区，先秦时期便与华夏有所交流，但直到元朝，才正式纳入中枢统治，还是以分封的方式进行统治。
为何？道路难行罢了。
赵尔丰七月末八月初派出大军，光爬上高原去就要一个月，所以暂时不会有消息。
这段时间孙载之也没闲着，花了一个月，将南北多省简单梳理了一遍，然后便从地方政府、青年学生、军队中选出了上万人，接受培训后，送到地方乡镇任职。
上一次已经派过了，就是那批南华人，虽然没有遍及全国，但也撒到了数个省份。
不过这次，派人去任职之前，孙载之更改了任命模式，原先是任命乡镇长官，这次是任命民兵营连长。
这是孙载之在湘地实地实验之后，做出的选择。
主力在时，湘地的士绅地主都非常听话，革命军施行的减租减息、取消高利贷、回收田产等政策执行的非常彻底。
后来前方战事吃紧，决战在即，湘地留守大军一点点的被撤出，就开始出现各种问题。
减租减息依旧在执行，但是他们开始同佃户签订收购合同，悄悄地控制粮食流通。
不少地主士绅更是趁着监管力量不足，发动宗族力量，侵吞地方权利，压迫那些没有宗族依靠的普通人。
方法通常是以一个宗族为单位，以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将人赶出去，田产房产充公——充到宗族公中。
留守官员们根本拿他们没办法，一是没执行力量，二则是这些人都聚成一堆，相互包庇，美其名曰法不责众。
且这些人还会销毁证据，甚至伪造田契，调查起来非常困难。
加上这段时间革命军的重点在军事上，并没有正式法律颁布，派去出任乡镇县一级的长官很难量刑。
这些事孙载之都知道，但是抽不出时间去处理，只能让口头各地官员先支持着。
直到，湘潭那边，一个镇政府做出了改变。
他们没有做什么颁布政策，宣传等活动，而是直接着手，收拢流民，简单训练后成立民兵队和垦殖队。
从长沙要了六十条枪和相应的子弹，半个月时间，基本平定整个地区。
从长沙要了六十条枪，回馈了近百万两白银，大量田产和劳作工具。
最重要的是，这样大规模的“掠夺”，并没有导致当地出现大规模混乱，反而将当地的权利集中起来。
其他地方并非没有动用武力解决不合作者的情况，但是往往越动用武力，就会造成越大的混乱。
因为地方上的民众被掌控在地主士绅手里，且他们也是这场侵吞活动的受益者。
一旦政府做些什么，地主士绅门就会说这是政府要清算他们，要“抢走”他们的田产等等，半真半假。
而这里，同样是动用武力强制收回权利，结果却完全不同。
孙载之注意到了这一点，特别让那个地区的人写了报告，最终做出军事化管理的决定。
各乡镇官员换成军职，施行军管，招收流民建立民兵队和很垦殖队，对劣迹斑斑的地主士绅直接执行军事行动。
军事行动不需要证据，只需要地点。
这样也许会有一些问题，但是能最快解决地方问题，不至于让革命“变质”。
历史上，革命失败的原因，很大一部分也是因为大部分人在推翻青帝国之后，产生了变质。
他们不叫革命者，本质上和每次改朝换代时的起义军没有差别，只是新权贵取代旧权贵的过程。
根据历史客观规律，新朝代取代旧朝代，会经历数年到数十年不等的混战时期。
那些层出不穷的大小军阀的印证了这一点，数十年的军阀混战，将华夏的元气几乎耗尽。
从多方面来看都是这样，青帝国时期，青帝国虽然孱弱，但国家有着最基本的秩序，即便是腐朽的。
而军阀混战时呢？青帝国可以制造150毫米口径速射炮，山炮更是能自产。
说150口径速射炮落后，但是在青帝国制作出来的时代，那还是先进的武器，总比军阀时期连生产大口径炮的尝试都没有来的好。
总之，孙载之也注意到了国内势力流向的变化，他们正在寻找代言人，希望维持他们的“特权”。
这个特权不是什么税收，读书，或者当官的优先权，而是封建时期，皇权不下县的惯例。
只要能继续维持皇权不下县，地主士绅就能凭借多年积累的庞大影响力继续把持地方，进而通过裹挟民意，影响地方政府。
皇权不下县时代，县令只是个背黑锅的，他其实什么都做不了，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
那些能被咒骂的贪官，恰恰是有一定能力，能打破地主士绅对皇权束缚的，不然他能贪什么？赋税？别闹了。
刮地皮只会被调走，换个地方当官，贪污赋税，那是抄家灭族的大罪，所以没能力的人当不了贪官。
孙载之要做的，就是彻底改变这种局面，用绝对的暴力，更改数千年来的权利结构。
以湘地的经验，将地主士绅赶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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