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铺陈习武之害，声色俱厉：
“奸民不事本业，游手逐末，甚者习学相扑，或弄枪棒，有精于其事者，各出钱帛，拜以为师。各处社长等人，恬不知禁，有司亦不究问。长此不已，风俗恣悍，狂妄之端，或自此生。”
习武既有此原罪，禁武便成必然：
“今后军民诸色人等，如有习学相扑，或弄枪棒，许诸人首告是实，教师并习学人决七十七下，拜师钱物给告人充赏，两邻知而不首，减犯人罪一等。社长知情故纵，减犯人罪二等。”
嗯，习武的要治罪，举发的要奖励，知情不举的要连坐，可谓算无遗策了。
最后，指出禁武的重大意义：
“庶几恣悍之风不做，凶强之技不传，驯化民情，坐消变故，此于政治所系非轻。本台乞遍下合署，严行禁治施行。”
按现在的话说，这是真正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而文中的“本台”，指的是“御史台”——由国家最高司法监察机构领衔禁武，这个档次，够高的了吧？
之后，朝廷多次重申法令，禁止习武。至治二年，英宗颁布上谕，直截了当：“禁汉人执兵器、出猎及习武艺。”
蒙古人的处心积虑，并不能保证统治的长久，不过几十年光景，便被汉人赶回了大漠。但中国武术，从此元气大伤，再也不能恢复。
明朝重文轻武，一如两宋，武官地位，大大低于文官，更别说“武人”了。清承明制，“武官”也好，“武人”也罢，地位愈形低下；再者，清朝和元朝一样，同样是以小族临大国，虽然没堂而皇之地弄出什么《禁治习学枪棒令》，但对民间武事，依然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世宗曾经说过，“武师多系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之流”，并下谕禁习棍棒。不过，传说中针对汉人的“禁武令”，却是不存在的。
面对政治权力的打压，中国武术夹缝中求生存，不得不走上磨去爪牙、自我弱化的道路——即：消减武术的技击功能，改变武术“杀人技”之本性——以自废可能给政权带来威胁的能力为代价，委屈求全。
于是，中国武术，由刀矛而棍棒，由长器械而短器械，由器械而拳脚，由攻击而防守，由技击而表演，由表演而养生。套路、招式愈来愈漂亮的同时，杀伤力愈来愈小，技击和对抗的价值愈来愈少。最终，到了近现代，只剩下“花拳绣腿”四字。
赵宋之后，中国武术的唯一一线生机，出现在戚继光的手上。他把已经从实战中脱离的武术，重新纳回实战，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武术的技击价值。遗憾的是，这位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天才——至少是之一吧——生错了时代。如果戚继光生于汉、唐，关卓凡以为，其武勋当不在卫、霍、靖、勣之下。
可惜，他不但生在明朝，还是中晚期的明朝。
戚继光死后，人亡政息，和明朝的国运一样，中国武术重又进入堕落的轨道，直到坐实“花拳绣腿”四字。
关卓凡归纳了一下，中国武术的命运，大致是：战国秦汉隋唐，一路意气风发，高歌猛进；两宋之际，出现逆转；蒙元伊始，被重重一击，伤入脏腑；中晚明的时候，力图振作，但昙花一现之后，反而愈形萎靡；清朝入关定鼎，最后捏上一把，中国武术，便气若游丝，药石罔效了。
创制“擒敌捕俘术”的过程，使关卓凡确定了一个认识：武术门派庞杂，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技巧，可为近现代军事格斗术借镜。不过，武术对军事格斗术的价值，仅此而已。武术和军事格斗术的距离，已经十万八千里，任何试图完整恢复武术技击功能的努力，注定徒劳无功。
现在已经不是戚继光的时代了。
旧的去了，新的才来。
就不要没完没了拉拉扯扯了。
嗯，所谓改革，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这一章有点特别，想来又不免注水之讥。对此，狮子只好说声抱歉了。明天，再开始喜闻乐见的情节吧）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