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第二批从南江老厂临时调到顶山的人员工资补贴内幕，都是罗萍私下告诉我的。
罗萍在烘房着火事故之后没多久，就要求调回老厂。走前，木子李、静静、薇薇和我等几个找了家以前没吃过的餐馆给她送行，跟她诉苦顶山的吃住条件太差，她就告诉了我这些，并鼓励我为手下的员工也即为自己应得的利益，带头与老板作一次大胆的谈判。
这也是作为一个车间主管，能笼络车间人心的最好方式。木子李也支持我这么做。
人为财死也好，重金之下必有忠魂也好，为了能让更多的员工臣服于我的管辖，我必须丢掉以前那种说到钱，就脸红心虚的贼想法。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才知道，为自己争取没有最高只有更高的恰当工资，是每个打工者应有的权利。
所以，即便能坐上西昱东晟的法人代表位置，我还是不忘要提前说定期望的工资。不然，像赵昱这等‘高情商的人精若赖起皮来，并不比上了银行黑名单的老赖要逊色，也不是当初的盛定海所能相提并论的。
但比起同时代的林正志，盛定海的智商又是高他一筹，会狡辩的多：“话也不是这样说的，他们补贴的是比你们多，但他们是临时的短期的，就一次性的。你们才是长期的，是长年的每个月都有，是真正的细水长流。做人嘛，格局要打开，不要看眼前，目光要放远。”
我举手制止住盛定海，起身一脸坚毅地说“眼前都活不过去了，还希望什么未来？凡是生存，势必活在当下。”
盛定海也起身说：“别激动，小墨。你看这样行不行，你的职务补贴再加200，木子李的就再加150，其他人员暂时不动。”
“先就这样定也行，”朱小宝就是会圆场：“但是，老盛，如果接下去的生产效益超出预期，你可得再给我们加工资哦。小墨，我也希望你们的工资都能月月涨，年年加，这样，我们这些出钱投资的老板就能赚上大钱了哈。”
我当年脸皮还是薄，没弄清楚工资这玩意其实只要能掌握住对方的所求和期望值，也是可以讨价还价的。但我当时年轻，对钱财欲望也没现在这么强烈，只是见好就收，顺势下来台阶说：“这个自然，小河有水大河满嘛。”
“是大河有水小河满，”盛定海纠正我说：“不过，意思都一个样，最好是大河小河都满流。小墨，你们上层人员的工资我给调整，基层人员的工资就得你去调整了。你叫静静、薇薇她们出去多方打探打探，弄清楚药厂基层员工的真实工资究竟是多少？回头我们集中再商量，再确定他们的工资。”
我说好。
其实，这顶山第一药厂基层员工的工资状况，根本不需要我们劳师动众地发动人出去打探，就华清和另外一个叫邵美英的原料库管理员这两个女人，早已把药厂的所有人的工资都说给我们听了。
情况倒真是盛定海说的那样，针对底层员工加薪的问题，不那么乐观。因为药厂基层员工的工资收入，不是一般水深火热的艰难。
我在前文已提示过：国企改革，一路由东向西进行着。到2000年那时，顶山大多国营大厂倒闭的倒闭，解散的解散。顶山第一药厂虽然还苟延残喘地坚持着，没有濒临破产的边缘，但十来个生产车间只剩下了两个在维持着一个产品的生产车间。其它的车间，都分别租给了几个从外省来的化工小厂。我们的车间，位于药厂众多废置厂房最后的一个角落，有点偏。
药厂的管理层们吃着药厂的‘地保’，把药厂前辈们留下的地皮和厂房，按外来租用者的不同需求，分割成大小不一的区域。按区域范围的大小和设备的多少，分别收取地皮和设备的出租费和管理费，来解决下岗工人的生活费。
药厂唯一的一个产品，就像医院里俗称盐水的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吊着几百号还没下岗的工人性命，人均工资还不到五百元。这条信息真实可靠，绝丝毫的差和误导。
当然，四五百的人均工资，是指那些一天用四到六个班去倒班的工人工资，不包括药厂的老总和科室级领导的工资。木子李说，不能把分别收入99块的和1块的相加除以二，就确定为人均收入达到50元的水平。
虽然药厂人的工资状况属实，但我们的朱总朱小宝，在最初的酒足饭饱后，曾许诺那些来我们车间上班的下岗工人的工资在一千元左右，她们信以为真。
而等到即将发工资的时间，药厂的老总马猴子却发话了：“在药厂租车间生产的企业，原则上还是属于药厂的一个分车间，员工工资不得高出药厂在岗工人的工资，否则，后果自负。”
我当时没想明白什么叫后果自负，后来才知道，有些不想不死不活继续呆在药厂的工人，申请停薪留职，要跳槽到我们外来的公司里工作，拿一个月就可顶他们两个月的工资。
药厂的老总绝不会让这等事体发生，就下了那道狗屁原则的死命令。
尚好，这个命令正中了盛定海他们来顶山投资的初衷。人工工资成本，比起老厂，直线下降了近百分之五十，这可是非常可观的一笔“收入”。
根据盛定海的管理理念，不掏出去发工资的钱，就都是赚来的钱。人工工资的降低，也是节约成本的一种赚钱方式。这个理念没毛病。
只是可怜了朱小宝许诺下的面子，到发工资那天，他不知躲进了哪个洗脚店或洗头店跟美女们装逼去了，根本看不到他人影。
盛定海只得陪着我一个个解释，说这是药厂的规定，他也没办法。
即便这样，那些工人们依旧乐呵呵地接过五百块人民币，依旧准时上班干活，准时下班搓麻将，准时赌博娱乐。
宿舍区内的几十张麻将桌几乎都是夜夜爆满。呼啦呼啦的洗牌声，盖过了在宿舍区外路道经过的、拉石方的货车发动机的轰鸣声。赌资下的还挺大，连我都不敢冒然上桌。
这也是我想不通的地方，每月就那么几百块钱，吃饭那么贵，物价那么高，那还有闲钱日赌夜博呢？
反过来，从药厂工人的收入和消费状态不难看出，普遍容易满足或甘愿安于现状的人群还是占大部分。即便第一个月只是区区的五百元，现场的闹热程度，至今想起，都还能让我热血上涌。
到顶山后，第一次正儿八经发工资时的现场，就像内部自发组织的抽奖兑奖活动现场。虽然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是必有奖品的，但依然用吃奶的力气向前挤兑。仿佛，晚来一步的奖品就给先来的一起拿走了一样，每个人都希望挤到在点钱的我身旁，不亲手接到那几百块的工资，就不放心。
其实在发工资之前，我们都已经按工资表的名单给他们每人都准备好一个信封，也都是起码数过两次后才放好在里边的。但他们在叫到名字之后，在我要求他们签名字之前，非要我再数一遍，然后亲手把钱交到他们手上，才笑呵呵装傻问我在哪儿签名。
饶是有木子李和薇薇她们在一起帮忙发放，现场还是闹哄哄的乱成一团。不到十平的办公室也成了个闷葫芦一样，热得满屋子充斥着汗臭味和铜臭味。
这得理解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