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方孝孺所说，朱允炆绝不可能停止‘削藩’步伐，因为，他对朱棣的围捕早已展开。
此时，朱棣已在朱允炆的步步紧逼下交出了北平的行政和军事大权，所属大军也被悉数调走，朱棣俨然成了一棵孤零零的、被剥光树皮的大树，可是，朱允炆仍不满意。
建安元年七月，朱允炆委派北平都指挥使张信捉拿朱棣，试图将朱棣押到应天、永绝后患，提前得到消息的朱棣业已忍可忍，不顾一切地发起反击。
七月四日，北平布政使张昺、北平都指挥使谢贵带兵包围燕王府，早有准备的朱棣将计就计，假意捆缚属官，邀张昺、谢贵进府查验，乘机将二人擒获，并连同燕王府内叛徒阁诚、卢振一同处决了。
当天夜里，朱棣仅凭八百勇士就重新控制了北平城。接着，在不到旬月时间里，朱棣依仗旧有的影响力，将其封地及周边重新掌控。
朱棣造反了。
后来，许多史书记载朱棣早有反意，我虽从未就‘靖难之役’与朱棣进行任何讨论，但我对此却持不同看法，原因很简单。
朱棣如果早有反意，那他就必须在朱元璋未死之前即开始制定造反计划，而我太了解朱棣了，朱元璋就算临死前的一瞪眼，朱棣也会吓得噤如寒蝉，他绝对没有那个胆子。
况且，朱棣若早有造反之心，又怎会任由朱允炆步步紧逼，甚至还一度交出军权、调走手下，他难道是活够了不成？
再说了，朱棣造反之初所拥有的那点儿兵力，对朱允炆来说根本就是癣疥之疾，完全可以随手掐灭，为此，在面对如同洪荒巨兽般的朝廷大军时，朱棣往往铤而走险，采取不顾一切的冒险行动，才会一次次转危为安，可谓刀尖上行走、九死一生。
显而易见，这绝不是一个老谋深算之人精于算计之后的行为，所以，说他早有造反之心，实在是高估了朱棣的野心，也瞧低了朱元璋的威势。
朱棣对抗朱允炆的军事行动必会使百姓涂炭，我本应劝诫朱棣，让他放弃对抗朱允炆的念头，而我有这个信心，我甚至已经做好了带他离开的打算。
只是，朱棣已不再是二十年前的朱棣，他身后不光有妻儿家眷，还有将身家性命相托的将士，何况，他还有驱逐北元、驰骋草原的梦想啊！他拼死反抗求生，既为了守护妻儿、部将，也为了梦想不会成空，那是他的‘道’啊！
我法具体说清楚对朱棣的情感，或许是从死神手中将他救回来的不舍，也或许因为他是唯一一个称我为‘道士爷爷’的人，再或许因为他是这世上唯一知道我全部秘密的人吧？论怎么说，我对他怀着一种极其浓烈的情感。
我绝不会任由他走向死亡而动于衷的！所以，我下定决心护其周全，但我又不想直接帮助他对抗朱允炆的大军，我就是怀着这种两难的心态，匆匆赶到的北平城。
此时，李景隆正率领数十万大军向北平包围而来。
权衡利弊之后，朱棣率部将突进大宁，不久，在朱棣的‘威逼’下，宁王朱权十分痛快地交出了朵颜三卫，朱棣的兵力得以提升。
与此同时，被朱棣依为大本营的北平城，正在燕世子朱高炽的带领下，拼命抵御李景隆大军的猛烈攻击。最危急时，张掖门曾被撞破一个缺口，一度陷入失守的境地。
即便如此，我也只是居于高处，淡然地看着这一切，自始至终都没有出手相助之意，只因我仍处于迷惘当中。
我不愿战争出现，但它已经出现了；我希望战争尽早结束，可这显然是一场非死即生的殊死之战，必须有一方彻底失败才会告终。
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朱棣快点死掉，使这一切早点结束，可我的情感又不允许我这样做。我也可以直接把朱棣掳走，令燕军群龙首，那样，燕军必会很快溃散，只是，这样做与直接杀了朱棣又有什么区别呢？
人都是自私的，对任何事物的看法和企愿，皆源于自己的情感，任何人都做不到随时随刻以他人为中心而思考问题，因此，掳走朱棣的念头，只在我心中一闪而过，便消失踪了。
我望着眼前如同梦境的战斗场面，看着那些士卒为了一个与他们十分遥远的目标而刀起刀落，他们的血肉纷洒横飞，他们的生命片片凋零，这都是为了什么？他们又是图什么？
恍然间，我猛然惊醒，这些参与纷争的人又有哪个不是怀有远大理想的？他们的理想、他们的目标，论哪个都要比我所盼望的和平安定，更令他们憧憬和向往，我有什么资格决定他们的命运？
一个人的能力决定了他所能做的事情，只要做到了能力之最，就足以愧于心。
对于这场战争，我一直愧疚于心，只因我总认为自己能够做得更多，其实是我想多了，这场战争早已超出我的影响力之外，它的发生、它的结束，都已不会受到我的任何影响，我只能随波逐流。
即便这场纷争已完全背离我希望战争尽早结束的本意，却也让我多日来的心结彻底解开了，就由它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