懿州的寻亲之旅使我因回返故乡而炙热的心，稍稍冷静下来，或因对未知的恐惧，我已不再那么急切地想要回返邵武故乡，而是选择以闲云野鹤之心重游华夏大地。
其后的两年间，我从北向南、自东而西，重新踏遍华夏大地的山山水水，论山川河岳，还是城乡村郭，我都会驻足欣赏那既熟悉又陌生的美景，也会认真、专注地聆听乡野村井的趣事，从而，我发现大清国就像一个暮气沉沉的老者，浑身上下皆散发着老朽之气息。
在农村里，农民不事生产，却爱聚于一起赌博酗酒，妇女儿童往往衣不蔽体，懵懵懂懂、浑浑噩噩；在城镇里，烟馆林立，鸦片的香甜气息未曾间断过，从中走出的每个烟民都像得了痨病，精神低迷、思想混乱，众皆一副麻木不仁之模样。
唯一令我感到振奋的就是以学生和工人为代表的新思想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已削掉脑袋后的牛尾巴，那些披散在脑后的短发，就像他们的思想一样飘逸洒脱，使我心悦。
新思想者往往聚于墟集与闹市，趁机宣传新思想、新主张，他们主张废除帝制、实现民族独立，使中华民族重新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新思想者们让这个仿佛随时都会窒息而死的腐败大清国有了一丝丝生动的气息。
我最喜欢茶馆、酒楼等地，因为，这些地方总会有人说书唱戏，胡吹海侃之人亦不在少数，从这些人口中，我对自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之后的华夏历史有了更加深入地了解。
满清统治者的腐败能、高傲自大，在西方列强坚船重炮的轰击下荡然存，取而代之的是尊严尽丧的卑躬屈膝。
火烧圆明园以后，各种屈辱条约腐积赘累，以及‘租界’这种完全不同于使馆的‘国中之国’的出现，使得‘洋大人们’甚至拥有超越地方官员的权利，可在中华大地上任意予取予夺，数代积累之财富就这样成了列强的囊中之物。
即使国家已经到了如此之危境，满清的最高统治者、那位喜欢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不仅没有团结国人、发愤图强，以驱逐外辱，竟然还对说出‘宁赐友邦，不与家奴’之言的官员不予惩戒，更委以重任，从而使满清政府彻底地失去了民心。
我曾对满清官员之所以能说出这种丧失民心的话而百思不得其解，但当我到达北京城，了解过市井小民对庙堂的评论，一切疑惑全都明了了。
满清统治者从未真正信任过汉族官员，即使不处庙堂的满洲八旗子弟亦与汉人区分明显，虽不至于如泾渭之水那般分明，森严的等级关系却法逾越，想通这些之后，我对那句‘宁赐友邦，不与家奴’也就幡然大悟了。
其实，满清统治者并不怕洋人要钱要物，因为，论洋人要走多少财物，他们都可以通过盘剥百姓重新获得，而他们真正忌惮的则是被他们统治的其他各族人民，他们怕那些非满族的官员拥有军队、军械和军饷，然后反过头来，将他们打入万劫不复之深渊。
‘友邦’要的是财，‘家奴’却会要他们的命，满洲统治者心底深藏的秘密皆在于此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