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伦理学史》一书中，蔡元培指出了自汉以来，历二千年中国文化发展缓慢的原因，预言中国的伦理思想必然向着追求人类自由的方向发展，显示出作者的新型史观和民主意识。
中国伦理学有数千年的历史，资料之丰富为世所罕见。但是，这些思想资料与其他各学科往往纠缠在一起，难以区别开来。
蔡元培认为，史书所载的各种儒林传、道学传，以及学术史的专著，如：《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等，只能算哲学史而不是伦理学史。
他在他的《中国伦理学史》中，将主要思想家的哲学思想作为他们伦理思想的前提，细心剔抉出他们关于道德规范、道德范畴、道德修养等方面的理论，理出伦理思想，而且将其系统化，努力找出它们之间的来龙去脉，从发展变化上掌握他们。
该书体现了蔡元培反对封建的文化专制主义，在学术上主张民主自由兼容并包的特点。
他在绪论中指出：“各家学说，与作者主义有违合之点，虽可参以评判，而不可以意取去湮没其真相。”
在叙述各伦理学派时，蔡元培的态度是客观的，不仅实事求是地介绍了他们的具体内容，而且评判公允。
例如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一方面认为它足以代表“吾民族根本理想，但又提出其哲学之闳深，不及道家；法理之精核，不及法家；人类平等之观念不及墨家。又其所谓折衷主义者，不以至精之名学为基本，时不免有依违背施之迹”。
对于儒家一向贬斥的王充、王安石，作者称赞说：“不阿所好之精神，有可取者，有卓识。”
对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作者既肯定他的研究之勤，著述之富，对综合儒家思想有功绩，也批评他独断、保守，尤便于有权势者之所利用。
对中兴陆学的王阳明，作者赞扬其“矫朱学末流之弊，促思想之自由，励实践之勇气，使思想界气象一新，其功固昭然不可掩也”。
在蔡元培看来，“苟无学术史，则凡前人之知，无以为后学之凭借，以益求进步”。具体到伦理学界，“迩际伦理界怀疑时代之托始，异方学说之分道而输入者，如槃如烛，几有互相冲突之势”。
蔡元培担心“苟不得吾族固有之思想系统以相为衡准，则益将彷徨于歧路”。
于是，他在莱比锡大学的课余时间便开始写作《中国伦理学史》。而在德国对西方学说的系统研习，加之其本有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使得蔡元培在看待中国伦理问题时的眼界，较之此前一个时期的“道德革命”论述可以更上层楼。
贯穿于《中国伦理学史》中的主线，即蔡元培提出的以“异方学说”与“固有思想”相为衡准的主张。这既是晚清“新学”人士，受到进化论的思维方式的影响，而普遍产生的一种历史意识与文化观念，同时也包含了蔡元培个人的独到思考。
一方面，伦理学意识的勃发与伦理学史的认知框架乃是西学刺激的产物；但另一方面，蔡元培超拔时人之处在于其并非仅以西学为批判中国旧说的工具，而对西学本身同样能持一种历史的分析态度，将“分道输入”的西方伦理学说条分缕析，加以把握；使之与中国固有的伦理思想相为衡准，最终在相互参照的视野中，形成对“中国伦理学”的相对准确的认识。
蔡元培的译作《伦理学原理》，则是一部他向国人介绍西方近代伦理论的一部重要著作。
该书作者是弗里德里希泡尔生，系德国著名哲学家、伦理学家、教育家，1878年起任柏林大学教授直至去世。
里德里希泡尔生思想上属康德派，是当时所谓"形而上学泛心论"的代表，主要著作有《哲学导论》，影响甚大，到1929年已出至第42版（1892年，列宁在其《哲学笔记》中对此书有专门的摘录和评论），包尔生的重要著作还有《教育学》、《教育史》、《哲学史》、《康德传》等以及《伦理学体系》。
《伦理学体系》1889年柏林初版，以后多次修订再版，是包尔生作为伦理学家的代表作，也是曾经在德国及欧美发生过广泛影响，至今仍不失其传统伦理学经典意义的一部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