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本人的基本哲学观点与他对近代哲学的批判态度是一致的。其中最突出之点就是他明确肯定了被他当作实践的人的生活、行动、行为在整个哲学中的决定性意义。杜威哲学从不同角度有不同称号。杜威本人也曾分别称其理论为实验主义(Experi-mentalis.m)、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和经验自然主义(Empirical Natu-ralis.m)。它们的共同特点都是对人的生活、行动、行为、实践的强调。
杜威哲学的这些不同名称从不同角度体现了对近代哲学的超越，特别是对经验和自然、精神和物质、经验和理性、思想和行动、认识和实践、知识和价值等的二元分裂的超越，对独断论、怀疑论和思辨形而上学的超越。而所有这些超越都是通过作为有机体的人与其所面对的环境的交互作用实现的，也就是通过生活、行为、实践而实现的。如何通过人本身的行为、行动、实践(即杜威所谓以生活和历史为双重内容的经验)来妥善处理人与其所面对的现实世界(自然和社会环境)，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杜威哲学最为关注的根本问题。
杜威把人和自然、经验和理性等的相互作用看作是一个不断发生和发展的无尽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正是人的生活和实践的过程。人们不应为实践而实践，实践的目的是改善经验、即改善人与其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关系，改善人的生活和生存条件。哲学的对象既不是与人无关的自在的世界，也不是纯粹而绝对的观念世界，而是现实的人的生活、行动、实践所牵涉的世界。哲学的问题就是人的问题。
杜威说：如果哲学不弄那些“哲学家的问题”了，如果哲学变成解决“人的问题”的哲学方法了，那时候便是哲学光复的日子到了。
杜威对实践的解释或许有片面性。例如他没有看到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在人的实践中的基础作用，更没有科学地说明实践的社会性。但他明确地把实践看作是全部哲学研究的核心，认为存在论、认识论、方法.论等问题的研究都不能脱离实践，都具有实践的意义，这在现代西方哲学家中是最为突出的。
杜威超越其他现代西方哲学家之处不仅在于他揭示和强调了实践在整个哲学中的核心作用，而且将其扩及社会历史和思想化的各个方面。这种扩及不只是将学的一般理论应用于各个具体领域而且是将它们与哲学融合为一个统一整体。哲学不是处于特殊学科、或者说人类活动(经验)的特殊领域之外的抽象和思辨的形而上学，而是与这些学科结合在一起的关于现实的、及其生活和历史的学科。反过来说各门特殊学科作为人类活动、行为实践的某种特殊形态，都是特定的人与特定的环境的相互作用的形态和过程，都具有哲学的意义。
杜威也特别重视对社会、政治、道德、宗教等方面的问题的研究并提出了许多著名理论。它们的共同之处也正在通过人与这些方面相应的特殊环境的相互作用，既不断促进这些方面的特殊环境的改善，也不断促进人在这些方面的成长和发展。杜威是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民主、自由的倡导者。他强调社会应当尊重每一个人的民主自由权利，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潜能，也就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但他又认为个人应当善于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私利应当服从公益。个人的全面发展应当适应和促进社会整体的发展。
杜威哲学在体现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上也比其他任何现代西方哲学家都更为突出。这一转型虽然有各种不同方式和内容，但最重要的是在不同程度上，从抽象化的自在的自然界或绝对化的观念世界返回到人的现实生活世界，以此摆脱近代哲学因思辨形而上学、绝对理性主义、独断论、怀疑论等局限性而陷入的困境，为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开辟新的道路；指出返回到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的根本道路是实践。
如果说西方近代哲学是以认识论为中心，那么西方现代哲学归根到底是以实践为中心。从 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哲学家们的具体的理论观点虽然形形色色，但大多具有某些肯定、甚至强调实践的含义。叔本华、尼采、柏格森等人强调的意志、生命具有反对思辨形而上学和绝对理性主义的意义，而这往往与强调行动、能动性相关，它们也由此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实践的意义；孔德、密尔以来的实证主义哲学家，对实证经验的强调与近代经验主义的区别主要也在于赋予经验以与实践相关的意义。
20 世纪以来的分析哲学运动和现象学运动也都有轻实体、重过程和活动的意义，这同样在不同程度上通向实践。总的说来，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实践的转向。而对这种转向提出得最明确、论证得最具体的是杜威哲学。杜威哲学可以说是这种转向的典型。
杜威在哲学见解上，早期虽然承袭了黑格尔的部分思想，但是由于生物学及生物学上的进化理论，对他早期思想的一番冲击，在他的《从绝对主义（Absolutis.m）到实验主义》的论文中，已经剖析地叙述了他思想改变的来龙去脉，说明他何以舍弃了十九世纪德国黑格尔派的绝对主义。在杜威的哲学思想中，他并不赞成观念完全是一个固定不变的静态的说法；观念自身并不是绝对的，杜威把观念视之为一可易的、动态的、具有工具性的指导效能，而使吾人更能适应外在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