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原是古人口语的摘要，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出现。到西汉，封建统治者独尊儒家学派，记载这些经典的文言文也就成了不可更改的万古楷模。越到后世，文言文同实际口语的距离越远。这种情况是不能适应社会和语言的发展和交流的。从唐宋以来，白话文书面语逐渐兴了起来。先是采用比较接近口语的“变文”、“语录”一类文体。而后又有了用当时口语来书写的明清章回小说。不过直到清代末年，白话文还只是局限在通俗文学的范围之内，未能改变文言文独尊的局面而作为通用的书面语。
现在，胡适站出来，问中国文学的正宗在哪？过去我们一直以《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注经、解经为学术的正宗。但是中国文学也有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草根的、是民间的、是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比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唐传奇、宋元的话本小说、明清的演义小说。
如果白话文也成为中国文学的正宗，一下子中国文学史就要重写了。现在回过头看胡适的《文学改良诌议》，实在是没有什么，可在当时读书人心中的颠覆性，是我们今天的人们无法想像的。现在，文字很容易的普及，小学三四年级的孩子，就可以读大部头的书，真应感谢胡适那一代人给杀出的路子。
也正是等到胡适开始讨论白话文以后，《新青年》的影响才逐渐大了起来。
1917年4月9日，正在纽约忙着博士论文的胡适收到了2月号的《新青年》杂志，非常高兴地看到陈独秀响应自己的文章，支持文学革命。他回信表示“均极赞同”。
前边说到过，此时北京大学新任校长蔡元培，正大刀阔斧对北大进行改革，求贤若渴。陈独秀被聘请为北大文科学长后，他马上向蔡元培推荐了胡适。蔡元培也读过胡适的多篇文章，特别是开先河的《文学改良诌议》，对胡适可谓是惺惺相惜，两人一拍即合。
胡适呢，正求之不得，便匆匆忙忙告别杜威，离开纽约。经温哥华乘船返国，以洋翰林(博士)的身份出现在国内文化界和北京大学的讲坛上。
1917年7月10日上午11时，胡适平安抵达上海，回到阔别七年的祖国。
在上海处理一些事务后，胡适于7月27日回到故乡绩溪上庄。他出国时太过匆忙，来不及向母亲告别，母子俩已经整整十年没有见面了。
北大9月初才开学，胡适得以有一个月的时间在家里陪伴母亲，走访亲友，并到江村未来岳丈家，希望在婚前与江冬秀见上一面，但未能如愿。
胡适在上海时就给母亲写信，希望这次回家暂不成亲，等到北大安顿好之后再定日子。9月1日，胡适离开家乡，5日到上海，10日到达北京。
胡适回国后，曾对上海的书店和故乡教育等进行考察，于1918年1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归国杂感》一文，表达了对离别七年的祖国的失望：“七年没见面的中国还是七年前的老相识！”文中说自己刚回到上海时，朋友请他到大舞台看戏，出来后胡适对朋友说：“这个大舞台真正是中国的一个绝妙的缩本模型”，外表装饰都变了，但演戏的“没有一个不是二十年前的旧古董”。这自然也暗示：当时思想文化界的领袖人物跟胡适出国前也没有多少分别。刚回国的胡适深切感受到再造文明的压力和责任。
1917年9月21日，北大正式开学。
当年的北大，还在景山东街，即是马神庙的“四公主府”。第一院沙滩的红楼尚在建造中，第三院的译学馆是大学预科。文理本科全在这马神庙的“四公主府”。
这里的正门尚未落成，平常总是从西头的便门出进。进门往北一带是讲堂；往东一带平房是教员休息室，每人一间，人们叫它做“卯字号”。
卯字号里聚集着陆续进入文科的许多名人。其中有两个老兔子和三个小兔子的故事。前者指的是陈独秀和朱希祖，他们二人是己卯年(1879)生的“老兔子”；后者指胡适和刘半农、刘文典三人，是辛卯年(1891)生的“小兔子”。胡适当年还不满26岁。
开学那天，胡适应邀作《大学与中国高等学问之关系》的演说。
10月1日，北大正式开课，胡适讲授中国古代哲学、英文学、英文修辞学3门课，每周12个小时的课程，月薪260元。他最初暂居北大教员宿舍，后搬入朝阳门南竹竿巷，与同事兼老乡高一涵合租一处房子。
刚到北大的胡适，虽然由于提倡文学革命而声誉鹊起，但要在国内的最高学府站住脚跟，却并非易事。当时的北京大学是以浙江人为主的留学日本的章太炎弟子的天下。从旧学方面讲，太炎弟子们大多有所专攻，非胡适所能及。胡适到北大，很大程度是由于陈独秀向蔡元培的举荐，两人在文学革命上的共同主张是陈独秀举荐胡适的主要原因，但同为安徽人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胡适到北大首先面对的不是北大教授们学术上的压力，而是如何在课堂上让北大的学生信服满意。
据当年北大学生回忆，胡适到北大后不久，曾在大礼堂讲墨学，“反应不甚良好”。而初到北大的胡适，偏偏要讲中国哲学史，这难免引起学生的怀疑：“他是一个美国新回来的留学生，如何能到北京大学里来讲中国的东西?”当年的北大学生顾颉刚也是抱着这种想法去听胡适的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