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在手，官军就能保住襄阳。襄阳在手，就能保住河南、陕西。大清的天下，暂时还不会动摇。
所以，武昌的得失，关系天下的得失。曾国藩这个人反应很慢，每当临阵打仗，常常打败仗。但他思考周详，长于运筹帷幄，战略眼光一流，自然不会不清楚武昌的重要性。
只是，他担任湘军统帅，要考虑的因素很多。若单从军事上看，自然要回师武昌。
但此举违逆朝旨，必会触怒咸丰。京城里那帮吃饱了没事干的御史，自然会揣摩上意，上书攻击曾国藩。
还有江西全省的军民，均视湘军为倚靠。一旦湘军离境，江西军民心将心寒，临近浙江、福建、浙江的地方，说不定就会投降革命军。
可大局糜烂，不移师武昌，曾国藩又能怎么办？他等众人说完，毅然下定了决心，说道：
“武昌比九江重要，我们理应先打武昌，再打九江。不过，与其区分主次，不如干脆合兵一处。两部湘军叠加，战斗力至少提升一倍。
“合兵之后，指挥调度更为灵便，粮草供应也更有统筹，是一件利大于弊的事情。”
胡林翼喜出望外，罗泽南、彭玉麟也十分高兴。他们原以来，曾国藩为人执拗，反应慢，不会轻易移师武昌。
曾国藩本来并不具备做大帅的才望，也不像是做大帅的材料。之前，湖南名士左宗棠谈锋极健，思路极快。他与曾国藩聊天时，发现曾国藩神情木讷，常常跟不上他的思路，对曾国藩颇为轻视。
但湘军初建时，曾国藩官职最高，是从二品的侍郎，在官场厮混多年。而湘军大小头目，大多都是没有功名的书生，更别提有什么实际性的官职。
当时的罗泽南，在湖南名气很大，弟子众多。他创建团练时，只是一个在籍的生员，无官无职。彭玉麟在镇压天地会李沅发起义后立下功劳，被赏拔为“临武营外委”。他耻于担任下级武官，根本就不赴任。
在当时好男不当兵的风气下，曾国藩以二品侍郎的身份办理团练，成功号召了一批有志向的书生。在这种背景下，曾国藩出任湘军统帅，也算是实至名归。
胡林翼同样担任钦差大臣，对曾国藩的处境感同身受，说道：“涤生，若是合兵一处，朝廷恐怕会有想法。若再移师武昌，江西境内空虚，恐怕要流言四起啊。”
曾国藩却无奈地苦笑一番，说道：“为了大局，我又怎能瞻前顾后，顾虑个人的进退得失？既读圣贤之书，自当以天下黎民苍生为重，何故惦记自己的功名富贵？
“皇上圣明，想必也会明白我的苦衷。天下贤达通理之士居多，自然也不会错怪我。我还有你们这帮知音，就算百年之后付诸史书，想必史家也会帮我说句公道话。”
曾国藩提及“百年之后”，显然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彭玉麟为人最坦率，当即感动得眼圈一红，说道：“涤帅公忠体国，实乃大清之幸。我愿誓死追随涤帅，以报知遇之恩。”
罗泽南也动了情，说道：“涤帅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实非我等所能及。”
胡林翼这才意识到，曾国藩大智若愚，在湘军中的威望极高。他机变极快，当即说道：
“涤生义举，我心悦诚服。合兵之后，就请涤生主持大局，担当湘军统帅，节制六省军务。事权统一，必能奏效。攻克武昌，指日可待矣！”
曾国藩抓住机会，也不谦让，说道：“既如此，我就不客气了。只要我们湘军团结如一，就能立于不败之地。就算粤匪兵精械良，我们也能与他争出胜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