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以为儒家学者千方百计进入太学，其它学派也会勇于报考，争着入太学，可事实上几乎没有其它学派的学者应招。
后来皇帝体系的人员分析，儒家学者入太学，也是因为太学有利于考起功名，如果没有功名或授官的可能，儒家学者也对太学的热情没有那么高。其它学派入太学，没有考功名的便利，对入太学就冷淡。
最后来了几个道士，招聘人员问懂道家那派的思想，可道士说会练丹。后来汇报到朱弘处，问怎样样处理，朱弘本想说，“太学想要的是道家的学问深厚之人，可来了几个道士，道家思想不等于道士。”转而一想，在当时社会，儒家以外的其它学派的思想所受摧残的程度也许超出自己原先想象，也许发通知招聘的时间短，真正有学问的人还不知，或想看官方的诚意，好吧，千金买马骨，都留下，不但在太学留下，还让其在北京选择一道观，改造为皇家道观。此时朱弘也联想起皇家寺庙和佛学。
看来其他学派的人必须通过自己的情报系统掌握情况后，派人去聘请。
成立圣院，在太学的基础上，建立圣院，先把现在存在官方的儒家教授中的最一流学者请入圣院，徐光启等人也列入圣院，甚至还派人去保定府请容城的孙奇逢入居圣院为教授，以示对学问的尊重，因为当时孙奇逢才四十多，当时虽然也名望较大，但还没有达到特别的地步，因为他的许多书都是晚年成书，后来人的朱弘清楚，也尊敬其成果，但当时人却不知。
如有众望所归的个别几个大儒，可以立为准圣。儒家常说圣人或至圣、亚圣，当然圣人已归属于孔子，亚圣是孟子，但半圣则没有限定名额，后人许多人如颜回，荀子等人就相当于半圣，准圣是进升半圣的基础。
为了以示心诚，朱弘在大明朝庭封了两个准圣，封王阳明为儒学准圣，封戚继光为兵家准圣。尽管明末时，东林党有许多人在批王阳明，认为王阳明空谈，不务实，但王阳明对儒学做出的贡献不是其他明朝时的儒学者可比拟的，封准圣没半点问题，先封准圣，有条件时可以进升为半圣，与荀子、颜回等人齐名。也就是说，皇帝有封准圣的权利，而半圣需要官方、民间、学者等多方认可。
王阳明除了儒学有创造性发展外，也是军事家，但在军事上只是一流将领，远没有达到在儒学上的功绩。军事上戚继光有独创功绩，也留下了兵书，更难的是在明朝年间那种视武人为下贱的社会环境下，能创造那么大的业绩，封准圣也没问题。
当时只封了两个准圣，一个是儒家准圣，一个是非儒家的兵家准圣，就是要昭示天下，不论是不是儒家，只要做出特异的贡献，就能封圣，儒家学者可以封圣，其他各家派的学者也可以封圣。
圣院除了儒家教授外，许多在中国古代存在过的学派，都以教授之高位虚位以待各学派的教授，希望法家、道家、墨家等学派也有人入住。
黄宗羲等秘书处的一些文职人员，也桂了国子监贡生名额。黄宗羲已有授官资格，因其父已评反，可以荫子一名，长子自然是被荫之列。贡生相当于举人，按当时文官的要求，特殊的贡生可以授官，秘书处的许多人也要开始授官以培养资历。秘书处的人没有时间去国子监学习，也没有必要再去国子监学习，自然是在秘书处办事。
成立科学院，招徐光启筹办，同时也招宋应星入科学院。招徐光启来担任首任院长，挂尚书职，农政，工匠相关的内容归入科学院管，一切自然科学都列入科学院。皇帝有大义名份，一些很清高的人，如当时的有名的李之藻，王徵，李天经等人也很乐意受聘，入科学院。
科学院初期重在农政中的种子和农业生产品种上，在现有的种植业或农业基础上，适当的推广红薯，土豆，玉米、高粱等对水要求不高的作物，综合全国的力量，那些地方有种子，怎样引种，技术推广，都要科学院的人掌握或迁头。
高粱，北方原先有种植，除了需要点水外，还需要温度，玉米同样需要温度，在那小冰河期，普遍要比平常年冷几度，正这几度的温变化，就会引起作物生产时适应季节的情况变化。
北方种植区域因气温的变化而对作物的影响情况，需要科学院先掌握。还有许多事也需要科学院先掌握技术，如那些作物需要水较多，井水的开采技，水车的形号与适应地区，寻找北方种棉或种桑条件。
科学院也招考有关实用知识人员，科学院虽然应者不是众多，但倒是慢慢能招来古代懂科技人员，发展起来还是有信心。
对生产，有政府管理，比没政府管理还是区别的，管理不是蛮横干涉，管理是综合当时的条件充分利用。科学院主要是掌握技术和情报，管理还是要建立官僚体系，朱弘决定恢复元朝时的劝农司，行使对农业管理的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