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责指挥部队进攻新西伯利亚的苏军前敌总指挥科涅夫上将与朱可夫大将、罗科索夫斯基上将并称为苏联陆军的三驾马车，眼下，罗科索夫斯基奉命指挥着200余万苏军殊死坚守莫斯科，而朱可夫和科涅夫则是苏军对北华军展开全面大反击的一号和二号指挥官，这两位将军的军事才华在伯仲之间，但两人素来关系不佳。朱可夫和科涅夫的矛盾几乎是公开的，两人都是个性鲜明的人物，共同指挥部队自然产生了不少龃龉。朱可夫性格刚毅、思维缜密，但最大的缺点就是有些独断独行，很多时候不尊重别人的意见，他指挥打仗的作风是推土机式的，热衷于横扫千军、席卷万里，只在乎胜利，不大在乎伤亡；科涅夫则不同，政委出身的他心思细腻、谨慎认真。科涅夫的这种性格被朱可夫视为“过分保守”，而朱可夫的性格则被科涅夫视为“过分蛮勇”。新西伯利亚战役爆发后，朱可夫以上级的身份要求科涅夫速战速决，不惜代价地在最短的时间内攻克新西伯利亚这座咽喉重镇（新西伯利亚在接下来的章节里简称新城）。
眼看北华军在新城郊区外延的防线几乎是一触即溃，不少阵地还被北华军主动放弃了，这使得苏军士气大振、信心高昂，部分苏军中高层军官争先恐后地请求自己带着部队一鼓作气地攻入城内，这也符合朱可夫“速战速决”的命令。但科涅夫冷静而断然拒绝了部下这个过于激进的要求，只派了两三个主力团去试试水深水浅。对此，科涅夫严肃地告诫部下：“北华军的顽悍绝不亚于德军，即便他们完全处于下风，也不是一捏就破的软柿子，必须要谨慎。”
血淋淋的事实很快证明了科涅夫的决断是多么的英明。
三个齐装满员的主力团，配备了一百多辆坦克，从不同方向进入新城。短短一个小时，这三个团再退出来时，总兵力不足四千人，超过六成的兵员都死在了城内。科涅夫立刻亲自接见了其中的一个团长：“谢格罗夫同志，敌人使用了什么战术？你们为什么不呼叫增援？”
这个惊魂未定的团长回答道：“总司令员同志，北华军放弃了很多城区，很多进入城区内部的道路也没有障碍，我们轻而易举地通过主街道便进入了城内，这非常古怪，但我们很快就遭到了中国人的反扑。中国人放弃了没有什么价值的城区，收缩兵力在有价值的城区里，形成了十几个星罗棋布、错落有致的大型据点，这些据点内的建筑都被修成了坚固的火力点。我们通过街道进入城区，但街道两侧都是中国人的据点和火力点，自然而然，我们的部队在进城后形成不了团状防御区，只能顺着街道被拉长成了长条状，接着，北华军从我们两侧猛烈席卷而来的火力给了我们极大的杀伤，几个孤军深入的营连都被北华军给切割截断，继而被全歼。中国人的炮兵很分散，但轰击准确性非常高，他们肯定已经把我军前进道路和所在地区的坐标方位都测量过了，零零散散从不同地方、不同方向、不同距离外轰射过来的炮弹密集地落在我们头上，打得又准又狠。我们的坦克也被北华军从莫名其妙角度轰击过来的反坦克炮给击毁，当我们撤退时，我们退路上原来事先已经被北华军埋设了遥控地雷，一开始我们踩上去没有爆炸，等我们撤退时，马上就炸得天翻地覆。另外，北华军也不是被动防御，他们把我们放进城区继而困在城区里，他们的机械化小股部队频频地袭扰我们，占便宜就走，此起彼伏，几乎没有间隙，让我们想招架都难，根本就找不到着力点，只能被动挨打。还有，北华军还有大量的狙击手，他们的狙击手比我们的狙击手更专业、更凶狠，因为北华军在跟日军作战时就高度重视狙击手并大规模地使用狙击战术了。我们团带了两部电台，一进城就被北华军的狙击手用12.7毫米的大口径将狙击枪给打烂了，我的副团长和三个营长都死于北华军的狙击手，这更加让部队陷入了慌乱和丧失指挥中。”谢格罗夫上校在心有余悸地说这番话的同时，脑袋上包裹着的纱布还在渗着鲜血。要不是当时谢格罗夫被一发炮弹炸开的爆炸气浪给掀倒，使得那发北华军狙击手射出的子弹偏离了几厘米，那么谢格罗夫团长就不是被打飞一只耳朵这么简单，而是要脑袋开花了。
科涅夫听完后沉默不语，他的猜想落实了，城内的北华军绝不是胆小如鼠之辈，而是兼具凶狠顽强和狡猾阴损这两种特质的劲敌，对方的指挥官也非常高明，没有跟苏军打一场单纯的城市攻防战，而是蓄意要把苏军引进城内，化城市为绞肉机，拖延时间，消耗苏军鲜血和人命。辽苏战争爆发后，颇有远见的科涅夫为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阅读了大量的中国古典兵法著作，除了必读的《孙子兵法》外，他还看了很多中国兵法里的“奇门遁甲”，虽说那些东西在演义小说里有很大的夸张成分，但精髓里蕴含的兵法思想却不容疏忽。眼前北华军在新城战役里的战术让科涅夫想起了一个叫诸葛亮的中国古代军事家，以及他发明的“八门金锁阵”，那东西看上去玄而又玄，似乎只是小说家的臆想捏造，实际上却是真实的。中国古代战争跟其他国家的古代战争一样，骑兵是野战的主力，如何用步兵在野地上对付骑兵呢？八门金锁阵就是一种办法。这种阵法，或者说是战术，就是用重铠甲步兵在野地上排列成错落有致的队形，汇聚成十几团或几十团，每一团分工明确、各司其职（这需要事先进行严格而反复的训练，才能达到如臂使指的配合效果），这一团团的重铠甲步兵对外用长矛盾牌迎击敌军骑兵，敌军骑兵肯定不会直挺挺地往长矛盾牌上硬冲，自然而然，敌军骑兵便会在重铠甲步兵不同团队之间的空袭钻进去，而步兵军官便能针对敌军骑兵钻进来的位置和方向而针对性地指挥不同团队的步兵互相配合，移动位置，从而包围、夹击、消灭掉冲进来的敌军骑兵。实战中，诸葛亮指挥部队的命令如果用现代语言进行描述，就会是这样的：“八号部队立刻向东移动！十二号部队同时向北移动！配合三号部队，包围突入到某地的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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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的北华军，放苏军入城，利用不同位置的据点之间的联合火力，互相配合地凶猛攻击钻进来的苏军，与“八门金锁阵”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新城就是八卦阵，北华军的据点就是八卦阵里的重铠甲步兵团，这也是中国古典兵法里“以静制动”的思想体现。毋庸置疑，这样的古代兵法被北华军指挥官因地制宜地化为现代战术后，仍然是极其高明的。
科涅夫此时只有一个办法：依靠火力和兵力上的优势，让部队从不同位置、不同方向全面地“挤”进去，步步为营地前进，攻占并肃清北华军的一块城区据点后就巩固那一块，直到占领全城。这个办法是现成的，但注定要让苏军血流成河，并且耗时会很长。科涅夫不是那种雷厉风行、冷酷无情的将领，他很难做出以苏军尸体铺遍全城的代价来攻占这座城市，同时，他也有着很长远的一个顾虑。
设立在托木斯克的苏军总指挥部内，朱可夫静静听完科涅夫的汇报后，脸色显得很冷淡地道：“科涅夫同志，我给您的命令是让您在最短的时间内攻占新城，您为什么没有坚定不移地执行命令？您这是在向我诉苦吗？”
科涅夫冷静地道：“朱可夫同志，我非常清楚新城的重要性，但守城北华军的战术不得不让我们慎重对待...”
“慎重对待？”朱可夫用略带嘲讽的语气说道，“就是按兵不动？观望不前？科涅夫同志，我认为您的慎重已经发展成了一种消极作战的保守情绪，这是很危险的思想。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前进！前进！不择手段地前进！”他猛地一掌劈在桌子上。
“朱可夫同志，您的‘不择手段地前进’就是把士兵们往敌人的火力网里驱赶吗？”
“科涅夫同志，从古至今，哪一场胜利不需要流血？”
科涅夫沉默了一下，然后问道：“朱可夫同志，我想冒昧地问一句，我们为了攻占新城，肯定要牺牲很多红军战士的生命，那么，在于您的接受范围内，这个数字的底限是多少？”
朱可夫对科涅夫这个单刀直入的问题略感意外，但很快就重新恢复了坚毅的神色：“三十万！因为我还需要剩下的二十万人在胜利后死守新城。”
“您这是不负责任！对战士们生命的不负责任！”
“我这是为国家负责任！”朱可夫语气如铁，他又讽刺道，“并且我已经说了，哪一场胜利不需要流血？为了胜利，如果血流成河是必须的，那只能血流成河。科涅夫同志，您是不是认为我是草菅人命的屠夫？但我们还有更好的办法吗？我们必须要逼自己铁石心肠！”
“朱可夫同志！”科涅夫忍住心头的激荡情绪，他看了看周围，低声道，“如果这场反击战失败了，我们怎么办？失败之后，我们需要这些兵力保卫莫斯科！不能白白流血！战争打到这个地步，我们已经一穷二白！这是我们最后的家当！打没了，怎么保卫莫斯科？您想过这一点没有？”
“科涅夫同志！”朱可夫有些被激怒，“战斗刚刚开始，你就想着失败了？如果战士们知道他们的指挥官如此悲观消极，会怎么想？您的行为才是真正的不负责任！”
“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失败的后果！不能一意孤行！”科涅夫争辩道。
“一意孤行？”朱可夫愤怒地取出一份文件，“科涅夫同志，您先看看这些吧！”
科涅夫接过来，是来自奥伦堡前线和鄂木斯克前线的军事报告。
“看到了吗？”朱可夫脸色很不好看，“北华军没有从奥伦堡和鄂木斯克撤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