氏叔琮奉命撤退，与李嗣昭、周德威打了长时间交道的他，料定他们必然追击，于是故意在高岗之上留下几匹战马和军旗，做疑兵之计。
不出所料，李嗣昭与周德威果然率部追击，也果然认定氏叔琮在高岗之后留有埋伏，不敢复追。
氏叔琮得以安全撤回潞州。
借着汴军撤退的机会，河东李克用夺回了慈、隰、汾三州。
第三次太原之围有惊无险地化解，但这对河东势力的打击是非常大的，元气大伤，此后一连数年，李克用都无力与朱温争霸。
对李克用心理的打击更是几乎致命，甚至使李克用一度陷入信仰危急，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被打到怀疑人生。
战后，李克用召开会议，指出必须储蓄粮食、修缮甲兵、强化防御工事，以应对汴州方面的威胁。。
谋士李袭吉却针锋相对地表示反对，指出国家的富足不在于仓储是否充实，军队的强大也不在于数量的多少，人民只愿意归附有德之人。苛政猛于虎，横征暴敛，只会瓦解民心，动摇根基。
李克用的建议看似相当合理，囤积粮草、招兵买马、修筑工事，然而秣马厉兵必须在休养生息之后。如今大战新败，百业待兴，不宜整兵备战，大搞军备竞赛；囤积粮草，就是要加重人民的赋税；广募军队，就是向人民掠夺劳动力；修筑城池，更是要征调民力。
所以李克用的建议等于是横征暴敛，加重人民的负担，从而激化内部矛盾。
任何事物都不能脱离外在环境而单独存在。国家的大政方针同样不存在“万金油”，没有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无论是重农抑商，还是闭关锁国，都要放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评判。
所以李袭吉引经据典，驳斥李克用“秣马厉兵”的政策。
随后，李袭吉给出了自己的意见，说变法不如培养人才，改革不如遵循旧规。还举例说韩建积蓄钱粮无数，是关西集团中家底最殷实的，却第一个向朱温投降；王珂也不断变法，却最终投降朱温；定州王处直的城池高大，也臣服于朱温；当年蔡州秦宗权的军队众多，也照样灰飞烟灭。
变法也好，改革也好，必然会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而这部分人往往是位高权重的既得利益集团，从而引起他们剧烈的反弹和抗争。从古至今，变法的背后都是无数的流血和牺牲。对于一个政权来说，变法和改革就等于做一次大手术。而对于现在的李克用来说，他的河东集团已经是百病缠身、奄奄一息，难以经受住折腾，所以李袭吉才会主张一动不如一静，遵循旧制。
李袭吉并不是反对所有的变革，他指出，应该从上而下地提倡节约，戒除奢靡，爱护人民、减轻徭役，劝课农桑，发展经济；用武官平定祸乱，而由文官来治理百姓，钱粮的调度支取也该完善起一套严格的制度，司法系统也要加强规范化，不能滥赏滥罚，杜绝贪赃枉法。
李袭吉也在“变法”，只不过他把改革的矛头指向了河东势力的顶层圈子——沙陀贵族。
李克用的亲卫军全部由沙陀人和其他少数蛮夷部族组成，他们往往野蛮凶残，目无法纪，经常仗势欺人，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给河东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痛苦。
要变法，先治他们。
除了谋士李袭吉，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勖也十分反感这些沙陀贵族，劝李克用对其加以约束。
李克用却不以为然，替这帮“八旗子弟”开脱道：“他们追随我几十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现在，府库空虚，无力负担军饷，甚至不得不靠出卖战马来勉强维持。而各地藩镇都在高薪聘请勇士，如果我执法太严，他们必将一哄而散，各奔前程去了。等缓过这股劲儿来，再慢慢整顿军纪吧。”
李存勖无可奈何，只好说些李克用爱听的话，比如否极泰来，比如朱温是靠蛮力和权术发展起来的，口碑不好，而咱家世世代代忠贞不二，虽然暂时落魄，但早晚能干掉贼子朱温。
李克用听了很是欢喜，认为儿子说的很有道理，于是更加对他另眼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