贬庾传素为工部尚书，再从弟庾凝绩亦受牵连。
随后就是前蜀的一团政治迷案：王建病危，宦官唐文扆阴谋政变，王建急召养子王宗弼进宫护驾，王宗弼带兵闯宫，揭发唐文扆阴谋。
于是，王建急召太子王宗衍入宫侍疾，等待接班。然后贬唐文扆为眉州刺史，继而流放雅州；其党羽翰林学士承旨王保晦流放泸州。
接下来，王建提拔了“前罪人”庾凝绩和宦官宋光嗣。国家财政、人事任免、最高司法等权力，全部交给庾传素；军事大权则交给宦官宋光嗣。
随后又让宦官宋光嗣与养子王宗弼等一同作为托孤辅政大臣，辅佐王宗衍。三天后，王建去世，王宗衍即位。
“唐文扆谋变”是前蜀最大的政治谜团。正是在唐文扆和张格的秘密运作下，王建才废长立幼，立王宗衍为皇太子的，唐文扆有着拥立之功，眼看王建就要咽气、王宗衍转正在即，唐文扆却密谋政变，实在有些匪夷所思。
唐文扆究竟想要立谁当新皇帝？
王建最忌讳的就是诸养子，怕他们会对王宗衍的统治产生威胁，故而一直以来采取各种手段予以打压，却为何在生命的最后关头急召养子王宗弼入宫护驾？而且在托孤大臣中，除宦官宋光嗣之外，全是功高震主的养子——王宗弼、王宗瑶、王宗绾、王宗夔。
在王建临终的这段日子里，成都皇宫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们换个说法：要政变的究竟是唐文扆，还是王宗弼？
史料并未给出我们答案，甚至没有给出足够多的线索，对于这场来自帝国顶层的政治危机、最高权力的移交疑云，只有寥寥几笔。字数越多，信息量越大。如同众多宫廷政变一样，“唐文扆谋变”已经成了历史迷案，我们几乎不可能解开。
王宗衍即位后，立刻赋予了宦官宋光嗣更多的权力——判六军诸卫事，掌握了中央禁军。随后便下诏诛杀宦官唐文扆、王保晦，并清剿其残余势力，于是唐文扆的弟弟唐文裔也被诛杀。
面对朝廷对“唐文扆党羽”铺天盖地的清洗，与之狼狈为奸的宰相张格惴惴不安，于是打算主动称病辞职，“乞骸骨”以保全性命。
大树底下好乘凉。宦官唐文扆是宰相张格的大树，而宰相张格又是礼部尚书杨玢的大树。树欲静而风不止，听说张格有意退隐江湖之后，杨玢不甘就此失势，于是怂恿张格留下，说您老人家于新君有拥立之功，您有什么好担心的（公有援立功，不足忧也）？
急流勇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没有人愿意放弃既得利益，特别是高高在上的人。听到杨玢的劝说，张格就怀着侥幸心理，放弃了退隐的想法。
不出半个月，王宗衍就下诏，贬张格为茂州刺史，贬杨玢为荥经县尉。吏部侍郎许寂、户部侍郎潘峭，也被划为“张格同党”而遭贬官。很快，再贬张格为维州司户。
破鼓万人捶。先前遭张格排挤的庾凝绩终于盼来了报仇的机会，上疏继续抨击张格，于是张格被流放到合水镇。半个月之内，张格就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帝国宰相，变成了流放的犯人。
庾凝绩还不解恨，暗中指使当地最高行政长官——茂州刺史顾承郾，密切监视张格的一举一动，搜集张格的不法言行，以便进一步处罚他。
王宗侃的妻子张氏因与张格同姓而有意保护他，于是游说顾承郾的母亲，说您一定要警告你的儿子，不要被别人当枪使，否则的话，总有一天，你的儿子会被当替罪羊的。
顾母深以为然，便告诫顾承郾，不要卷入庾、张之争。顾承郾只是一个穷乡僻壤的小小刺史，没有显赫的门第出身，朝中没有根基、背景，庾、张双方神仙打架，顾承郾谁都不敢得罪，于是听从了母亲的话。
庾凝绩大怒，于是利用职务之便，公报私仇，给顾承郾穿小鞋，以公事治其罪。后世评价庾凝绩：睚眦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