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遇贤随即抛弃部众，像无头苍蝇一样自顾自地逃命，被部下生擒，然后献给南唐军队投降。
张遇贤及其骨干黄伯雄、曹景全等人被押往昇州，斩首示众。
“张遇贤之乱”是历史赐给李璟的新手大礼包，李璟不费吹灰之力地拿下满分。贼平，论功行赏，总指挥严恩被提拔为海州刺史，监军边镐被提拔为洪州屯营诸军都虞侯，而虔州节度使贾匡浩则被贬去了网红迁客集散地——池州。
边镐也由此登上历史舞台，进入到大众视野，几年后，吞并南楚的正是此君。
“张遇贤之乱”助长了李璟的信心和野心，为他日后的惨痛教训埋下了伏笔。
2，转场动画
李璟登基后，派公乘镕泛海出使契丹。
公乘镕，祖籍是河北相州，“公乘”原本是古代的爵位，为二十等爵的第八级，其祖上有被赐“公乘”爵的，其后世便以此为姓氏。
淮南与契丹并不接壤，如果走陆路，则必须横穿中原（后晋）。早在徐知诰时期，就曾向后晋提出借道的请求，被后晋断然拒绝。而后晋不敢得罪契丹，所以契丹使者可以大摇大摆地过境去淮南，比如前文提到的高霸使团。
淮南使者要想访问契丹，就必须通过海路，从今天的江苏出海，绕过山东半岛，在辽宁登陆。这一路凶险异常，风急浪高，海难事故时常发生，史籍记载说从浙江泛海到山东，死亡率是50%，何况是绕过山东，去往更远的辽宁了。
所以公乘镕泛海成功抵达契丹后，受到了契丹人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
第二年，公乘镕辗转派人送来一封蜡丸密信，汇报这次外交工作。
而当我们仔细观看这份工作汇报，对比其中提到的事件，会得到一个合理的推论，那就是公乘镕不仅仅发来了这一份工作汇报，而是在日后陆续发来了许多份，因为信中提及的事情时间跨度相当大，甚至提到了契丹的“火神淀之变”（事发公元951年9月）。
所以按照陆游的《南唐书》记载，说公乘镕是公元951年出访契丹。
但是按照《十国春秋》的记载，李璟即位之初（943）就命公乘镕出访。
也许是943年和951年各出访一次，无所谓，具体的出访时间和次数不必细究，其对历史进程的作用是殊途同归的。
按照公乘镕的汇报，他们于6月出发，辗转半年多才抵达目的地，契丹人民热情迎接了他们，对他们远接高迎，“牛车百余乘及鞍马沿路置顿”，以超高规格礼遇接待他们，虽然他们只是代表一个小小的地方割据政权（南唐），但是契丹皇帝却以当年迎接宗主国（大唐）的规格招待他们（如旧仪），契丹皇帝还亲自给他敬酒。
其中，契丹皇帝给他敬酒的这个细节被详细记录下来：“手斟一玉钟酒，先自啜，乃以劝臣，令饮釂，自旦至日餔始罢。”喝了一整天，此后契丹皇帝每天都派亲信前来慰劳，三日一赐宴，恩宠非比寻常。
前面说了，具体的时间和次数不必细究。因为公元943年至944年之间，“晋辽大战”刚刚打响；而公元951年至952年期间，正是契丹与后周之间爆发冲突的时间。也就是说，无论公乘镕是何时造访，都是契丹迫切需要与南唐结盟的时间。
南北夹攻中原，是契丹与南唐双方共同的需求。在南部，有意愿且有实力与中原为敌的，只有淮南势力（南唐），而其他势力诸如南楚、吴越国等政权，历来向中原称臣。所以，南唐是契丹在南部唯一可以依靠的牵制中原的力量。
但是，“淮辽联盟”是松散的，同床异梦的，南唐在夹攻中原方面与契丹貌合神离。通过契丹牵制中原，以便让南唐有精力统一南中国，这才最符合南唐的利益。所以南唐最希望看到的画面是，契丹与中原保持敌对且静止状态，如果开战，最好是鱼死网破、两败俱伤，等南唐统一了南中国之后，再回头来个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把他们一勺烩了。
总的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契丹与南唐都保持着某种默契，即信誓旦旦地宣称双方是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是牢不可破的联盟，如果一方有需要，另一方总会提供除了帮助以外的一切支持。
这种关系几乎不需要用心经营，不需要统治者具备多么高超的捭阖之术。换句话说，这是一个比“张遇贤之乱”还要轻松的新手大礼包，送分题，如转场动画一样。
然而，李璟同样把它作为了自己的丰功伟绩，是外交方面的巨大成就，感觉自己是叱咤风云的政坛老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