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弟子既有名教授大作家又有梨园界的大师，如朱自清、田汉、郑振铎、齐燕铭，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俞振飞，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日本东京大学校长也是吴梅的弟子，台湾的昆曲名家，都是吴梅的第二代弟子。可谓桃李满天下。
鉴于这时候的北大被北洋政府搞得乌烟瘴气，傅斯年还与朱家骅筹划“一齐聘北大文理等科之良教授来此”，使他们既可免受军阀政府之压迫，又可开中山大学之风气。他们派人去请马叔平、李玄伯、丁山、魏建功、刘半农、周作人、李圣章、徐旭生、李润章等人，同时筹集了三万元资金，准备给北大贫寒学生提供“贷金”，“请一切被压迫之同学来。”
由于傅斯年的努力，北方学者南下任教者甚多，其中何思源、赵元任、罗常培、汪敬熙、杨振声等，都是留学归国的知名学者，他们既熟翻中国传统文化，又系统接受了西方学术思想、理论和方法。傅斯年选聘教师，不重资历而重实学，且遵循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的原则，既聘掌握现代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的“新派学者”，也聘对于国学有造诣的“耆旧宿儒”。
一九二七年冬，吴梅告假返里，处理家务，旋因交通困难，不便回校，乃辞去教职。次年暑假，傅斯年亲自赶赴上海，欲聘请当代词宗朱祖谋来文学院任教。当时朱氏年事已高，不便登台讲课，感此盛情，乃转荐广东新会人陈询以自代。
陈洵，字述叔，别号海绡，是广东江门市潮连芝山人（前属新会县潮连乡），生于清朝同治十年（1871年）。少有才思,聪慧非凡，尤好填词。光绪间曾补南海县学生员。后客游江西十余年，风尘仆仆，蹇滞殊甚。返回广州之后为童子师，设馆于广州西关,以舌耕糊口，生活穷窘。辛亥（1911年）革命后，受到新潮流的影响，思想有所变化，是年在广州加入南国诗社。陈洵已然年近六旬，穷老乡里，不为世人所知。
傅斯年破格聘用，遂使陈氏入主堂堂大学之讲台，学界一时传为佳话。
在课堂上，傅斯年是学生的“良师”，在课下，他也是学生的“益友”。他虽然工作异常繁忙，但仍喜欢抽时间与学生谈天，诱掖引导他们多读书、求真知。曾在中山大学就学的温梓川回忆对傅斯年的印象说：
记得那年秋季开学时，中山大学请来了一个肥头胖耳的大块头，他有一头蓬松的乱发，一对玳瑁的罗克式的大眼镜，他经常穿着那时最流行的大反领的ABC衬衫，没有打领带，外面罩上一套白哔叽西装，那副形容，说起来就是那类不修边幅的典型，但却显出了与众不同的风度。他似乎永远是那么满头大汗，跟你说不上三两句话，便要掏出一方洁白的手巾揩抹他的汗珠，他老坐在中大出版部附设的民俗学会内，埋头伏在室中央的一张大方桌上写着什么。
当温梓川提出要买一本《民间文艺丛话的时候，傅斯年便耐心地询问他是哪个班级的学生，是否喜欢研究民间文学，对于本校编印的这类书有何意见。温说这书封面装帧缺乏美感，傅斯年提醒他说，如果书的内容吸引了你，那就不必过分注重书的封面，其实做人也是一样，“要朴实华才好”，即便家庭生活富裕，也不可有纨绔习气。同时告诉他，如果喜欢看历史资料的话，有空就可以来这里看。
傅斯年喜欢和青年学生接触，尤其关心爱护那些聪明好学、成绩优秀的学生。他在中山大学亲自教诲指导过的学生，后来成为名家的不少，陈槃就是其中的一个。傅斯年来到中山大学时，陈槃正就读于中文系本科二年级，他除了按课程表的安排听傅斯年的课之外，平日与之并接触。
一九二八年上学期，傅斯年讲授《中国文学史课，要求学生作一篇关于《离骚的作业，他发现陈槃的文章写得有新意，便欣然写下一大段评语，并亲自把陈槃找来面谈，予以鼓励。就在当天下午，陈槃被一名居心不良的同乡诬陷而遭逮捕。傅斯年听说后，一面拿出一百块大洋打点“狱卒”，使陈槃免受皮肉之苦，一面设法营救。他亲自找有关当局交涉，很快将陈槃保释出狱。若非傅斯年全力救助，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每当谈起这件事情的时候，陈槃总是特别的感动，说傅斯年对他有再造之恩。
对于学习成绩好但家境贫寒的学生，傅斯年尽量想法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困难，完成学业。他担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以后，得知陈槃经济困难，便让他承担史语所的一些研究任务，每月给他25元补助。后来受聘到史语所整理《明实录的李晋华，当初也是因为得到了傅斯年提供的这种补助才最终完成学业的。
陈槃也不负傅斯年的期望，下功夫从事中国上古代史研究，尤在谶纬学方面和春秋史地考证方面取得丰硕成果，著作甚丰。据不完全统计，陈槃出版《左氏春秋义例辨、《大学今释、《中庸今释等专著共有十二种，发表论文二百零二篇，其学术成就在许多领域都有开创性贡献，受到国内外学者高度评价，公认其著述博洽独到，功力深厚。日本京都大学内野熊一郎教授评其书云：“研究精辟，可为极佳之参考。”陈槃一生淡泊名利，极少授徒。但他尊师重道，不遗余力奖励提携杰出学人的高风亮节，一直深受同仁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