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武德元年(618年)五月，唐高祖李渊在长安称帝开始，从李唐建国之日起，唐王朝便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危机与挑战。比如，武德元年(618年)七月的“浅水原之战”，是李唐王朝遇到的第一次挑战；武德元年(618年)十二月的李密叛唐，是第二次挑战。而武德二年(619年)八月的太原失守，则是第三次危机。
本来，太原失守，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上自唐高祖李渊，下自唐朝的文武重臣，对于太原失守的事实，大都难以置信。太原是李唐王朝的龙兴之地，是整个山西地区的核心，战略地位尤为重要。因此，唐高祖李渊对于太原的城防，非常重视，为的就是防止刘武周进攻太原。
按照李渊自己的说法，太原“强兵数万，食支十年”。在太原周边，唐廷又布置了数万精锐部队。并且，太原城中，囤积了可供食用十年的粮草。可以说，太原城用“固若金汤”形容，一点儿也不为过。
所以，即使刘武周背后有突厥支持，兵强马壮，如果想要攻下太原，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惜的是，事与愿违。从刘武周进犯太原，到最后攻陷太原，前后仅仅不过五个月的时间，就让太原落入刘武周之手。在太原失守的过程中，唐朝方面接连失策，犯了一个又一个致命的军事失误，白白断送了大好形势。
其实，太原失守，最主要的直接责任人，不是驻守太原的齐王李元吉，也不是其他唐军将领，而是唐高祖李渊。在整个太原之战当中，李渊犯了两大失误，最终导致了太原城的失守。
第一，选将不当。
李渊明明知道太原的重要性，因此，对于镇守太原的主将人选，自然要格外慎重。不说这个人有多么能征善战，最起码也应该是老成持重。可是，唐高祖却偏偏选了色厉内荏，少不更事的李元吉，坐镇太原。作为父亲，高祖难道不清楚李元吉的秉性吗？他当然清楚。可是，尽管如此，李渊依然让李元吉坐镇太原。
李元吉镇守太原期间，胡作非为，横行霸道，搞得太原城民怨沸腾，秩序失衡。对此，李渊的处理方法，存在很大的偏差。出于一片爱子之心，他终究没有将李元吉调回长安，而是采取“和稀泥”的处理方式，对李元吉原则的纵容、包庇。殊不知，这种纵容，其实是一种对国家大事极度不负责任的表现。
正是由于父亲李渊的纵容与包庇，才养成了李元吉自私自利的性格。所以，当刘武周兵临城下之时，李元吉没有选择与太原共存亡，而是选择了弃全城军民于不顾，临阵脱逃。单从这一点来看，太原失守，与李渊有着直接的关系。
第二，救援不力。
刘武周实行蚕食之策，逐步逼近太原。面对如此危局，唐高祖本该积极驰援太原才是。然而，在救援太原的问题上，李渊却显得有些消极。太原的战略意义这么重要，更何况，刘武周又是个难缠的对手。所以，负责支援的援军主帅，必须是一位经验丰富，熟谙用兵之道的统帅。
满朝上下，能够完成此次驰援太原，击败刘武周的任务，唯有秦王李世民。然而，令人感到费解的是，唐高祖居然没有派遣李世民，带兵救援太原；反而以裴寂为主将，率军迎击刘武周的大军，救援太原。
裴寂根本不懂军事，他之所以主动请缨，非是要博取军功，证明自己。让不会打仗的裴寂前去支援，不等于是给刘武周千里送人头吗！果然，度索原之战，因为裴寂的胡乱指挥，唐军大败。并且，度索原一战的失败，彻底瓦解了李元吉的心理防线。最终，李元吉弃城而逃，太原被刘武周攻占。
不管怎么讲，太原已经丢了，论李渊如何懊悔，如何扼腕叹息，都法改变太原失守的事实。然而，事态的发展，却远远不止这么简单。太原失守后，刘武周、宋金刚趁热打铁，借着刚刚打下太原，部队势头正盛，乘胜出兵，相继攻下了晋州、龙门两地。山西地区的近一半城池、郡县，皆被刘武周占领。
而且，刘武周攻陷晋州、龙门，也将战线延伸到了关中、河东接壤的地带。等于是说，刘武周的大军，已经陈兵于关中边境，随时可以大举西进。如此一来，刘武周基本打通了进攻关中的军事要道。到了此时此刻，不仅河东的战局岌岌可危，就连关中腹地的军事态势，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这就是太原失守带来的连锁反应，或者说是恶果。太原失守后，唐朝在山西的战局发展，逐渐趋于恶化，其防线犹如黄河决堤，一溃千里。所以，针对眼下的危急情形，唐王朝的当务之急，重中之重，便是全力应对河东敌情，尽快收复太原，消灭刘武周势力，稳定住山西局势。
可是，现在的河东战场，犹如产生了“多骨诺米牌效应”。太原失守，拉开了唐军河东溃败的序幕。之后，晋州、龙门两地的相继丢失，更是让唐朝在河东战场的处境，变得极端不利。因此，对于刘武周肆虐山西的侵略行为，唐王朝显然有些力不从心。没等唐朝开始收复太原，刘武周再度发起进攻。
自从攻下太原，刘武周由此进入了事业的高峰期。他的势力范围，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扩张。大半个山西，尽在刘武周手中。随着地盘的不断扩大，刘武周的野心，愈发膨胀。接下来，刘武周的目标，吞并整个山西。然后，以山西为根基，作为争夺天下的大本营，与天下群雄逐鹿中原。
夺下晋州、龙门不久，很快，刘武周便对唐王朝发起了新一轮的进攻。武德二年(619年)十月，攻取晋州、龙门不到两个月，刘武周、宋金刚挥师再攻浍州(今山西翼城)。结果，浍州随即失陷。由此可见，此时刘武周兵锋之盛，已经人可挡，基本上打遍山西敌手，根本阻截不住。
从武德二年(619年)八月开始，唐朝在河东战场的形势，越发呈现独木难支之状。刘武周先是占领太原，又乘胜出兵，攻陷晋州、龙门。没过多久，十月份，刘武周、宋金刚再度用兵，迅速夺取了浍州。可以这样讲，山西战局到了十分危险的境地。如果唐王朝再不有所作为，刘武周占领山西全境，不过就是旦夕之间的事情。
退一万步讲，唐朝如果丢失山西，不仅丢弃了河东老家，失去了一块战略要地；而且，失去山西，也意味着失掉民心、士气。到时候，唐王朝内部必将分崩离析，在群雄割据的乱世中，再立足之地。所以，唐朝即使付出再大的代价，也要挡住刘武周，弭平河东战火。问题是，派何人前去阻挡刘武周呢？
这个时候，太原失守之前，齐王李元吉弃城而逃，现在已经逃回长安。目前，只有身为晋州道行军总管的裴寂，还在山西苦苦支撑。作为唐朝在山西最高的军政长官，就眼下局势，从官职级别而言，也只有裴寂才可以挑起这副担子。但是，裴寂的那两下子，只能将山西战局越搅越乱。
前文说过，刘武周兵逼太原，唐高祖以裴寂为晋州道行军总管，命他带兵驰援太原。可是，裴寂根本不懂军事。结果，度索原一战，由于他的指挥失误，致使唐军惨败，直接导致了太原失守。
唐军兵败度索原之际，当时，主力死伤殆尽，部队完全失控。面对那样的一个混乱局面，身为主帅的裴寂，不仅没有制止溃败，反而连忙逃离战场。裴寂连续狂奔一日一夜，终于逃到晋州。
原本以为逃到晋州，能够暂时歇一口气。但是，裴寂没有想到，刘武周的速度太快了。占领太原不久，刘武周兵锋所指，直取晋州。晋州守军苦战六天六夜，还是不幸失守。再之后，刘武周所向披靡，袭破龙门。自从太原失守以来，唐军在河东战场节节败退，丧师失地。其中，很大一部分的原因，都是裴寂的退避与不作为。
裴寂兵败辱国，令唐朝蒙受巨大损失。事实上，裴寂也不是毫羞耻。因此，败退至晋州之后，裴寂主动上表请罪。然而，唐高祖李渊非但没有对他加以惩处，反而好言宽慰，继续对其委以重任，让他镇抚河东。
依照常理，皇帝如此开恩，裴寂自己就烧高香吧，应该懂得感恩。没想到，裴寂接下来的行为，却让所有人大失所望。连一贯对他比信任的唐高祖，也保不住他了，对他比失望。
怎么回事？还是要回到河东战事上来。武德二年(619年)十月，刘武周、宋金刚攻陷浍州，唐朝在河东老家的根基，岌岌可危。作为山西地区的实际军政长官，抵挡刘武周的任务，自然而然，落到了裴寂身上。
还是老问题，裴寂一介文臣领兵，加上他比较怯懦庸碌，根本没有统兵之才。面对势头强劲的刘武周大军，裴寂束手策。他不敢主动出击，与刘武周决战。因为度索原之战，让裴寂吃尽了苦头，他被打怕了。
于是，裴寂只得龟缩于营垒之中，采取坚壁清野的战术。然而，正是这种坚壁清野，使得裴寂摊上了大麻烦，让他成为众矢之的。并且，他的坚壁清野，导致唐朝河东战局的发展，再度陷入被动。
必须清楚，裴寂不是李世民。当初，西线之战，李世民凭借坚壁清野的疲敌之计，一举打败了薛仁杲，消灭西秦薛氏政权。裴寂没有李世民的军事才华，他的坚壁清野战术，实际上，就是一种割肉补疮，饮鸩止渴的自杀式做法。
为了与刘武周进行长期对峙，打持久战，裴寂下令，将晋西南一带虞、泰二州的百姓，强行迁入城堡。同时，裴寂还将这些百姓的积蓄、粮田、财产，全部焚毁，不给刘武周留下一粒粮食、一寸土地：
刘武周将宋金刚进攻浍州，陷之，军势甚锐。裴寂性怯，将帅之略，唯发使骆驿，趣虞、泰二州收民入城堡，焚其积聚。(《资治通鉴)
虽然裴寂此举，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坚壁清野的作用，成功实现了对刘武周的经济封锁。但是，另一方面，也极大损害了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把老百姓得罪惨了。这样一来，引起了百姓的骚动不安，他们对裴寂是恨之入骨。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民惊扰悉怨，皆思为盗”。
最终，这种骚动不安，变成了事实。不久，夏县一带，爆发了大规模的百姓哗变事件。夏县人士吕崇茂，聚集了一众乱民，起兵作乱，自称魏王，与刘武周遥相呼应。就这样，刘武周、吕崇茂对裴寂形成夹击之势。
裴寂弄巧成拙，本来，打一个刘武周，就够他受的。现在，又突然冒出了一股吕崇茂的流寇。这个时候，裴寂真的有些骑虎难下，腹背受敌，一下子要面临两伙敌军，可谓葫芦没有摁下，反倒起了瓢。
因此，裴寂急忙调转枪口，全力征讨吕崇茂流寇。要么说，裴寂是一个军事上的庸才，刘武周他打不过，居然连这支临时组织起来的农民武装，也打不过。裴寂讨伐吕崇茂，竟然被打得一败涂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