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明的正税额度被定死之后，明廷官员们也就没有动力去统计新增人口和土地，因为这种做法毫无意义，且反而可能给自己带来“增科扰害”的罪名，因此这么一来反过来导致明朝在册的人口统计越来越少，从朱元璋时期的六千万人，到了明未反而只有五千万人口在册。
为了彰显‘宽政’，明廷又屡屡主动降低税额，再加上土地兼并等一些问题出现，使得明朝初期的三千万石田赋收入，到了中期只剩下了两千多万石，收入不增反降，而朝廷的支出却已经出现了暴增，即便是经历了张居正改革，明朝统计的人口、田亩、税额等都低于洪武时期，很明显这已经说明了很多问题。
明廷朝廷正税严重不足，支出却屡屡暴涨，其中的差价自然不可能由大明朝的官员来出，自然都变成了苛捐杂税，加征到了百姓的头上。问题是加征并不是进行全天下普遍性质的加征，而是主要加到了只拥有十分之一土地的百姓头上，使得大量的百姓无法生存下去。
因此，答案其实非常明显，苛捐杂税的出现本身是对正税的补充，只是因为制度的严重滞后，与现实中的极端矛盾，才导致出现这种补丁时的方式，而这种方式又极大地破坏了朝廷的公信力，使得百姓对朝廷彻底失去信任，也使得纳税人数大大减少。
在这一方面，赵源早已经行文地方，针对地方私征和加派的行为进行了限制，目的一是为了让百姓们得到切身的好处，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护工商业发展。
在这方面，赵源采取了后世的一种办法，即将税法的有关规定以告示的形式张贴在官衙前，并且推行纳税通知单，在每处州县官府在征税前的一个月时间内，先将列有税率、应纳钱粮及欠交钱粮数等的通知单发给百姓，从而让百姓们能够提前知晓，核对数字是否准确，并且也能避免官府进行额外的加征。
等到当地百姓们完成了按期纳税后，衙门在钱粮入库后，则会发放‘截票’，截票上面会盖有衙门的铃印，就印字中分为两联，官民各持其半。
为了进一步避免里长冒名征收，李晟还专门规定纳税通知单必须由地方衙门签发，且需要提供到华督府进行盖章，届时单上会注明纳税人姓名、应纳税额等，先给首名，依次滚催，不许里长等征收，避免出现私派滥征。
当然，赵源在免去一些加征的同时，也需要重新梳理正税的收入。
由于免去了一切加征，再加上丁银摊入到田赋里面，因此财政司最终核算出来的基准田税比例大概在百分之十五左右，也就是十税一点五，表面看上去田税的比例要远远高于大明朝立国初期的田税，但是这是将丁银和其他的加征都算进去的结果，整体而言比起目前清廷的实际田税少了一半多。
当然，这仅仅是基准田税，赵源还制定了一个新的原则，即不再从明面上禁止土地兼并，但是要采取阶梯收税制度，像拥有土地五十亩以下为百分之十五的田税，五十亩至二百亩之间征收百分之二十的田税，二百亩至五百亩之间征收百分之三十的田税，五百亩至一千亩之间则征收百分之四十的田税，一千亩以上即统一为百分之五十的田税。
很显然，这一条原则并非针对的普通老百姓，因为绝大部分普通老百姓名下拥有的耕地面积都是在五十亩以下，他们仅仅只需要交纳最基础的田税，反之，名下土地面积越多者，则征收的税率越高，像那种拥田五百亩以上的地主，所承受的赋税简直就是一把血淋淋的刀，硬生生往下刮肉。
面对这一原则，在场众人顿时议论纷纷，人人都显得极为关注，而赵源则冷眼旁观，他知道这一条制度将会引起许多人的反对——原因也很简单，在场能坐在这里的人要么已经是大地主，要么在将来会成为大地主，不要说百亩土地，就算是千亩万亩都会嫌少，倘若眼下定出了这样奇高的税率，对于汉王府和百姓们是好事，可对他们自己而言却是一件大大的敝事。
“殿下，正税似乎有些过高，只怕于天下民心有所不利......”
当即有人站出来反对，当然他们反对的原因也很冠冕堂皇，打着一副为民请愿的模样。
赵源瞥了那人一眼，立刻开口道：“当今天下寻常百姓，不要说百亩土地，就算是十亩二十亩都没有，又哪里需要担心过高的田税？而眼下的一成五的田税，已经去掉了苛捐杂税部分，百姓的日子应该过得更好些才是。”
“可是殿下.......”
来人顿时有些紧张，他不敢再看向赵源的眼睛，而是低下头道结结巴巴地说道：“可是这么一来，岂不是绝大部分的赋税都让那些土地多者承担了？”
“土地对，纳税多，这一点难道还有什么疑问么？”
赵源脸上的笑容缓缓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