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的儒法治国理念下，官与吏属于截然不同的两个群体，正所谓‘清官浊吏，道途分流，恩出于上，罪咎于下’，其中的意思并不是指贪腐，而是双方的出身不同，所走的道路也不一样，就比如说官员，需要经过科举、军功或世袭得来，而吏则是官员雇佣的人员，也叫做幕僚，属于官员的附庸。
除此之外，官员都属于流动制，通常三年一任，清朝地方官更是平均一年半一任，而吏员却不一样，通常为当地大户世代更替，在地方盘根错节，早就成为了地方士绅利益的代表，也是官员跟当地士绅沟通的代表，办的也都是脏活。
对于天下大部分读书人而言，他们自然是一心只想考上科举当上清贵的官员，没人愿意去当低贱的吏员。
但问题是，想要治理好地方，官员们必须要依赖吏员，尤其是像一个地方的吏员，通常都掌握着当地的刑名、钱谷和书办等等，所有的资料和数据都在他们的脑海中，尤其是当地宗法人脉等等，都不是刚刚到任的新官能摆平得了。
正因为这个缘故，清廷官员往往会将政务全盘托给吏员，近乎形同傀儡，倒是地方权力在实质上被地方士绅所瓜分，而朝廷却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赵源想要掌控基层，就得需要将这帮吏员转化为直接的官员，从而确实能够掌控到乡镇一级，至于更下一层的村庄，则不是当下科技和生产力能够够到部分。
等到众人慢慢接受了这一点后，赵源也就公布了‘官吏一体’和‘公所’制度的具体内容，简单来说就是公所将会真正建立起基层统治单元，其中乡令、乡尉以及乡主簿为主官，分别是从八品以及正九品，而在三个主官之下，则会设置佐官，全部为从九品。
其中乡令的角色自不多言，负责全乡镇事务，下设驿正、学正、医正、法正、农正、商正、巡检等职务，其中驿正负责民驿传递、乡镇消息沟通，学正负责乡镇蒙学建设和管理，以及后续‘扫盲运动’，医正则负责乡镇医疗管理以及卫生知识传播，法正则负责宪法以及其他法律条款的宣传以及刑诉事务。
而乡尉则负责全乡镇民兵建设以及管理，包括地方治安维护等一系列重任，而巡检的权限则被限制到乡镇道路管理以及刑案缉捕，更加类似于后世的民警、刑警以及交通警察。
至于乡主簿作为主官，则主要负责三件事，一是上传下达，负责对接朝廷和上级政令，包括本地民情汇总，其次就是户籍登记和度田登记，最后一项则是负责监督公所官员，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乡主簿的品级虽然不比乡令，但是隐含权力却不小。
这些人所负责的事项在过去都是由县衙六房吏员负责，因此权力等同于进行了下放，进一步充实进了最基层组织中。
为了确保最基层组织的活力，赵源还专门下令由科举考试通过者，必须从乡镇做起，配合之前的科举改革，即科举和做官相结合，通过者即可授予秀才，然后秀才即全部从各地乡镇开始做官，至于到底做主官还是做佐官，则采用了分科考试制度来确定。
比如大家想做乡令、乡尉以及乡主簿这样的主官，那就全部参加主官考试，主要考核官员的认知能力和执政能力，竞争压力相对更大。
如果想做专业性较强的佐官，比如医正、学正，则需要参加专业技术考试，这种考试对专业技巧要求更高，但是也更容易通过。
除此之外，佐官在三年考满以后，需要进行提拔的时候，也会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走主官道路，即重新参加主官考试，跟其他人竞争；还有一种就是继续走技术专家的路线，就可以直接从乡镇佐官升至县佐官，总体而言竞争压力的确更小。
听完这些内容后，在座的官员们顿时一愣，他们不由得倒吸了一口气，若是这样才能一步步往上爬，那要到何年何月才能升到部阁宰相？还有一点，倘若以后的官员都要做这么多的事情，似乎有些太为难人了。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从这一天开始，汉王府的官似乎没那么好做了。
赵源知道这些消息对大家而言都很震惊，但是他却并没有停止下去，而是将这一次会议最大的重磅炸弹给丢了出来——即分税制度。
所谓的分税制，并不是指税收制度，而是一种财税管理体制，与之相对应的属于包干制，本身是一种蛋糕划分的办法。
赵源要收回地方征收杂派的权力，还得让地方活下去，就得推行分税制度，而这一块就涉及到一个问题，那就是目前汉王府所辖六省的税收潜力。
相关的数据卷宗自然早已经整理出来，汉王府在经过今年半年多的消化后，六省财赋潜力也得到了挖掘，人口也好，士地也好，几乎都是复夏元年的一倍有余，且加上工商行业的爆发和工业革命的推进，今年汉王府即便不扩充地盘，光是六省能够收到的赋税总额都在四干五万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