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的这些心得经验可能放在现在有点老了，但是对于百废待兴的非洲那边应该还是很有用的。”
说着，小强的老爸似乎又回忆起了以前自己在国企工厂的日子：“我们的33862厂是苏联人援建的，哎，我刚入场的时候，带我的老师傅都是手把手跟着苏联专家学的，然后再
手把手教给我们……后来我当上主任的时候啊，也就小强你这么大！”
……
一天后，小强回到了1954，在简单的交接之后，他马不停蹄的上了早早等在一旁的刘振的车。
“刘振，去中南海！”
“好嘞。”
刘振二话不说发动了汽车，刚开出库区没多久，刘振突然似乎想起了什么一样，连忙掏出一份报纸递给了小强。
“首长，您看看这个报纸。”
一听到“报纸”二字，小强心里咯噔一沉，心里暗骂到，这中宣部里面的反动分子是不是又搞事儿了？这帮孙子这是没完没了了？
接过报纸的小强定睛一看，是上周的人民日报，看了下时间，是大前天的报纸。小强翻开了第一页，迎面就看到了新华社的报道，内容很是简单，毛主席和周总理观看了《花木兰，并且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这部电影论从拍摄技法，还是内容方面，都是非常优秀的电影，尤其是提倡了真正的男女平等，是难得的佳作。
主席和总理看过《花木兰这个片子，小强是知道的，他只是好奇这篇文章为何选择在这个时间出现在人民日报上，这个时候，小强的目光落在了文章作者上，“篷子”二字映入了眼帘。
“篷子？篷子！”
小强看到这个名字，感觉额头冷汗一冒，差点惊呼：“卧槽…
…怎么会是他！居然是他！”
专心开车的刘振以为小强的震惊只是因为这篇报纸上的文章，他开口说：“首长，您看，毛主席和周总理都喜欢看这部电影，你说那些鸡蛋里挑骨头的人，还能说啥？我就说他们是吃饱了撑的，外国人拉泡屎都是香的，中国人给他一碗白米饭他还嫌脏。”
小强没有回刘振的话，因为他知道这篇文章署名的作者是谁。
姚篷子，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任党组宣传部长。不过在后世，很多人对他却颇有看法――1933年12月，姚蓬子在天津被逮捕，入反省院。1934年5月，在《中央日报发表《脱离共产党宣言，被释放，任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委员，并为曾养甫的《扶轮日报编辑副刊。对于这件事，鲁迅先生认为，这个声明根本就是叛变，是为人不齿的举动，于是中断了和姚蓬子的交往，不仅于此，鲁迅先生还告诫身边朋友不要和他交往，在1934年11月12日，鲁迅先生致信萧红和萧军：“篷子转向，丁玲活着，政府在养他。”
姚蓬子“转向”，离开了此前的队伍，转到了另一个阵营了；至于丁玲，那是鲁迅听说丁玲被捕后消息暧昧，不仅没有如丁玲此前的爱人胡也频那样被枪杀，反而被当局养了起来，也就起了疑心，其实是鲁迅不知其中的微妙，丁玲是被迫滞居南京，而姚蓬子居间是起了一点作用的。
后来丁玲在《魍魉世界的回忆录中忆及当年自己的被幽禁，有一节“与姚蓬子为邻”，是说丁玲在南京被国民党“中统”“安排”了一个住处“明瓦廊”，“忽然看见他和他的妻子、儿子已经先住在这里了”。丁玲还记录了当时姚蓬子的述说。姚蓬子倾诉了自己“失节”的过程，他不仅“没有供出一个同志”，而且是曾与潘汉年相约的所谓“假自首”，特别是在南京的监狱，领导人如李竹声侪辈（以及向忠发、顾顺章、盛忠亮、杨天生、廖划平等，他们在党内的职务都比姚蓬子高出许多），被捕后悉数都叛变了，那么，自己为什么要死撑呢？于是，姚蓬子在心理上有了“失节”的合理解释了。
虽然对于姚蓬子的为人，小强一直认为他根本算不上共产党人，但是对于他的笔杆子能力还是很认可的。
“哎，真是……真是有趣。”
小强摇了摇头，苦笑了一下。“刘振，我们不要去中南海了，去中宣部。”
“好。”
刘振打了一下方向盘，坐在车里的小强又仔细看了一遍姚蓬子的文章，心里暗说，这姚蓬子写的东西还真是厉害啊，没理都能辩出三分来，有理简直能骂的别人恨不能自缢谢罪，也真是个能人了。
车子缓缓的停在了中宣部门口，小强整理了一下衣领，走下了车。
“曹副部长好。”
几个年轻人正夹着牛皮纸文件急匆匆的从中宣部走出来，迎面看到小强，连忙打了招呼。
“你好。”
小强微笑着说：“这是去哪里？”
“报告曹副部长，有一份文件要送到各个报社去。”
为首的一个年轻姑娘是小强认识的――她是个十足的电影和迷，在知道《花木兰是由曹小强做编剧和作曲后，对他的崇拜得几乎要五体投地，每次午休在食堂看到曹小强，总要扭扭捏捏的过来一脸憧憬的和小强聊上几句电影和文学，但是每次都是聊不了几句，又满脸通红的怕打扰小强的工作而告辞，这也给小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