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啊，而且中国是个很棒的国家！”
埃德加兴致盎然的说：“这次我和我的妻子的最终目的地就是中国。”
“中国？就是那个红色的共产主义国家？”
吉恩显然对埃德加这种疯狂的举动有些吃惊：“但是我们这艘船可不是去中国的呀，你下船后还要乘坐别的交通工具去那里……而且，你是个美国人啊，为什么要去中国？”
“为什么不能去中国？”
埃德加有些不在意的说：“我从1928年到1941年一直都待在中国，足足有13年，中国并没有传闻中那么可怕，共产主义国家也不是恶魔。”
然而埃德加的话显然法改变吉恩对中国的固有想法，这个中年人撇了撇嘴，做出一副不置可否的样子：“不管怎么样，那样一个不尊重个人财产，共产共妻的国家，我法想象，更法理解！”
埃德加没有再说什么，在礼貌性的笑了笑后，他就转回了身，而他身边的妻子则开始了抱怨：“埃德加，我告诉过你了，不要和别人再去谈什么中国了，你忘记我们是因为什么被驱赶出美国的了吗？”
“因为我写了那本《红星照耀中国。”
埃德加自言自语道。
“还有呢？”
露易丝有些不开心：“你忘记了你那些疯狂的言论了吗？我知道你很了解中国，你说的才是事实，但是你不要总是试图去纠正那些被洗脑的傻瓜，这只会害了你！”
“好吧好吧！”
埃德加摆了摆手：“我们不说这个！不说了！你现在就好好的喝完上午茶，然后不要打搅我看。”
露易丝奈的摇了摇头，拿起了茶杯，喝下了已经有些凉了的茶。
这个男人，就是埃埃德加?斯诺，这个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都是非常熟悉的名字。
斯诺，1905年生于美国的密苏里州，1928年离开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来到中国，在上海任《密勒氏评论报助理主编，以后又任《芝加哥论坛报、伦敦《每日先驱报驻东南亚记者。他踏遍中国大地进行采访报道，“9?18”事变后曾访问东北、上海战线，发表报告通讯集《远东战线。在上海，他见到了宋庆龄和鲁迅，引发了他对记录中国人民苦难与向往的中国新文艺的兴趣，后来他对萧乾讲，“鲁迅是教我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他庆幸自己能在上海结识鲁迅先生和宋庆龄女士，他是在他们的指引下认识中国的。
斯诺本人十分热爱中国，他努力学习中文，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斯诺在北平南苑目睹了中日战争的开端。他在参加日军召开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大声质问：“为什么要在中国领土上进行军事演习？为什么借口士兵失踪动用大兵？为什么侵略者不撤兵回营，反叫中国守军撤出宛平？”
斯诺这一连串的问题，问得日军新闻发言人狼狈不堪，法正面回答，只得仓促宣布记者招待会结束，随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北平，开始了大肆搜捕、迫害中国的抗日爱国人士和革命青年。当时，斯诺参加了在北平的外国人（欧美）援华社会团体，积极掩护和帮助中国的爱国者，使他们免遭日军捕杀，他的公寓成了抗日爱国分子的避难所，斯诺热情地帮助这些避难者化装成乞丐、苦力和小贩逃出北平，当时，邓颖超正在北平治病，为了尽快离开战乱地区，邓颖超在爱泼斯坦的帮助下找到了斯诺，请斯诺设法带她出去。为了应付沿途日军盘查，邓颖超化装成斯诺的“保姆”。和斯诺一起乘火车离开北平。列车到达天津站，日军在月台检查所有的中国旅客，凡是他们认为可疑的，都会被抓走。“我是美国人，美国记者。她是我的家庭保姆。”
斯诺对日本检察员说。日本检察员挥手放斯诺他们出站。到达天津之后，斯诺把邓颖超托付给自己的一位好友、新西兰记者吉姆?伯特伦，请他把邓颖超带过封锁线。令人惊奇的是，斯诺当时并不知道所帮助的人是邓颖超。实际上，斯诺帮助中国人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
接着，斯诺沿着日军在中国的侵略战线，横越中国国土，去了汉口、重庆、西安，并再一次去延安，撰写了一系列的新闻报道。在汉口，他为中国工业所遭到的破坏而痛心，并且将日军的残暴记录了下来，他称赞新四军：最大资产，也许就是他的革命传统，那就是有组织方法，百折不挠的精神以及战斗的战术。他夸奖八路军：已经成为一种英勇的传说，这传说在它万次战斗的记录中，象征着每一个作战的人都必须相信它具有的那些战斗的品质：忍耐、敏捷、勇敢、指挥的天才、不屈不挠以及――也许最重要的――精神的不可战胜。
1936年6月，在宋庆龄的安排下，斯诺首次访问了陕甘宁边区，拜访了许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延安，他曾将亲眼见到的一二?九运动实况讲给毛主席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