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强知道李松鹤说的这个方式是之前农业部开会讨论过，并且在四年前就落实的政策，其实说出来很简单，但是在此之前，还是要提一下到底什么是土改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在解放前的旧中国，农村基本持封建土地制度，简单来说，就是占农村人口不到百分之五的地主、富农，占有全国一半以上的土地，对于农民来看说，有土地就能活，没土地只有死路一条，而这些地主凭借占有的土地，可以随意号令贫农、雇农；而这些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贫农、雇农和中农，要么沦为被地主剥削的阶级，要么只能拥有全国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土地勉强度日。
《白毛女就是这一时期，地主和贫农发生在中国农村矛盾的一个缩影罢了，而为了让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而且能够不再次被地主剥削，1947年全国土地会议后，各解放区为贯彻会议精神，从各级党、政、军机关抽调大批人员组成工作组深入农村开展工作。1947年11月至12月，一个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很快在陕甘宁、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华东等老解放区，东北等半老解放区，以及鄂豫皖、豫皖苏、豫陕鄂、江汉、桐柏等新解放区广泛开展起来。凡是过去封建土地制度已经全部或大部分被废除、土改基础较好的地区，均实行抽补、调剂政策，以解决贫雇农土地不足的问题；在土改工作薄弱的地区，则没收地主、旧式富农多余土地、房屋、耕畜、家具，按人口平均分配。在陕甘宁、晋绥和东北解放区，以自然村为单位，将土地打乱，按人口重新平均分配。在新开辟的解放区，也用老区、半老区平分土地的做法，迅速开展开仓济贫、分土地、分浮财运动。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猛烈冲击着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制度。特别是在一亿人口的老区和半老区，基本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打碎了几千年来套在农民身上的封建枷锁，改变了农村旧有的生产关系。这一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亿万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了解放，并由此迸发出难以估量的革命热情。他们踊跃参军参战，担负巨大的战争勤务，并以粮草、被服等物资支援自己的子弟兵。土地改革运动为夺取全国胜利，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支持。
后世有些人经常以“地主也是靠勤劳的双手一亩地一亩地的购买，才有了后来的家业”、“地主是勤劳的人，那些卖地的都是懒汉”等借口否定土改，其实完全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为了黑而黑；试问，如果你是一个生活在旧中国的贫农，被村霸地主逼着“卖地”，最后沦为给地主卖命的佃户长工，你是否还会觉得土改不好？虽然的确有一些比较善良的地主存在，但是允许土地的自由买卖，实际上就是放纵产生新的地主――而且谁能保证那些人是公平公正的买卖土地呢？即使是在今天，一些天高皇帝远的农村，依旧存在村霸屯霸，分地的时候把最好的土地留给自己，试问，如果没有国家政策干预，谁敢保证他们不会成为新的黄世仁？
土改之初，在湖南醴陵县，第十一区金桥乡在划定黄贤忠为地主时，他辩称自己的财产都是自己省吃俭用得来的，不是剥削而来的。这时，曾在他家做过长工的黄起佑跳起来指着他道：“我在你屋里做长工，作60石租，每年收获120多石谷，我只得你14石的工钱，吃也不到10多石，你看你剥削好多呢！”
然后有人接着说：“你家霸占公堂，收租千多石，不知吃了好多冤枉，你强占公屋公山，你说你的东西是做来的，就是这样搞来的。”
其实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富豪的原始资金积累，是不可能通过“辛勤劳动”得来的，就像是一个人只靠打工上班，是永远不能变成富豪一样；所谓杀人放火金腰带，说的其实就是资本原始积累时候的残忍和残酷。
当时中国大地上的很多地主，虽然被叫做大善人，其实区别只是作恶的多和少罢了；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在他的《中国震撼世界一书中曾经提到过，他曾经和一个中国的农民聊过地主的事情，当时他不明白为什么农民那么憎恶地主，恨不得吃地主的肉；那个农民回答：“是地主先吃老百姓的肉的。今天吃这个，明天吃那个。这一带有个柿子沟村，那里有个地主叫穆世安。这人可歹毒啦！他是个国民党。鬼子来时，他拉我们参加联防团，说是要打鬼子和八路土匪。可是他马上投降了鬼子，逼着游击队员的家属把子弟叫回家来。他说，‘你不叫回来，鬼子就杀你们全家，如果叫回来，他保证回家的人生命安全’。就这样，八路的一个区干部回来，结果呢，他把人抓去杀了，却又假惺惺的开追悼会。真是两面三刀啊。”
“从这以后，没人敢再回来了。他就抓游击队员的家属去杀，那里一百多户人家，每家都有一人被杀。”
“后来，他看到鬼子得势，便强迫我们几千人背石头给鬼子修碉堡，当时人都吃不饱饭，哪里有力气修碉堡？但是他不管这个的，修不好就要挨打，就算爬，也得把碉堡修好，碉堡的每块石头上都染着我们的血呀，这狗地主把我们不当人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