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热闹闹的1960年的高考结束了，而另一边，此时在日本，日本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也已经结束了，来自日本各地的日本共产党代表们在参加完简短的道别宴会后，一部分日本共产党党员们便纷纷秘密的离开了东京市，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宣讲这次会议的精神，而此时在日本涉谷的日本共产党总部附近，一家名为“苋草”的酒店里，却越来越热闹了起来。
这个酒店是日本共产党的资产，名义上归属于“中岛株式会社”旗下的产业，而中岛株式会社虽然表面上只是个日本合法的大型餐饮企业，遵守日本的一切法律，并且明面上受到日本黑帮“古泉会”保护，但是背地里却是由日本共产党进行管理的，在日本共产党和中国供产党十年时间的指导和资助下，中岛株式会社已经通过提供食材和技术、入股和收购，直接间接控制或是运营起了日本主要城市超过36%的餐饮行业，而苋草酒店，便是中岛株式会社倾力打造的高档酒店，不仅占据着涉谷区最好的地段，而且酒店的布局四通八达，在酒店八层更是拥有四个150叠（1叠的面积约为1.55）和一个300叠的大型宴会厅，这也就导致苋草酒店经常被日本政要拿来召开会议或是宴请宾客，而此时，在这个最大的宴会厅里，早已经坐满了日本共产党的重要代表，以及来自世界各国共产党的代表们。
（这里需要说一下这个“古泉会”的来自，历史上，在50年代至60年代这段时间里，日本的山口组一度和日本政府合作密切，一般日本政府不方便亲自下场的事儿都会交给山口组去做，以至于后期本的政坛就和黑道有了不清不楚的关系，一些政客想登台，必须要倚靠黑帮的支持，就在这一时期，日本社会极为混乱，各种帮派的小弟们频繁闹事火并，甚至抢劫商店，而与日本警察合作的山口组便开始向这些商店收取“保护费”，并且承诺一旦有其他人过来捣乱，山口组一定会到场，这样一来，日本政府就更加“依赖”山口组，而山口组的影响力自然也就越来越大，所以曹小强便针对这一点，提出在日本搞革命，不仅要支持日本共产党，还应该尽量控制那些黑社会团体，随后，便通过种种不可描述的办法，基本控制整合了一直和山口组作对的“台湾帮”和“朝鲜帮”等帮派，并且在吞并后来在日本让人为之色变的住吉会后，成立了可以和稻川会和山口组并称此时日本三大帮会的“古泉会”，而“古泉会”也采取了和山口组不同的策略，一方面严禁手下对店铺进行敲诈勒索，一方面还在节日的时候向所在地的居民提供慰问品，这样一来，希望得到保护的日本企业和百姓越来越多的投入到了古泉会的怀抱里，这一点虽然引起了山口组和日本政府的警惕，但是毕竟人家古泉会是合法的，而且也没少帮日本政府干脏活，而日本政府也不想看山口组做大，所以一时间，古泉会和山口组竟然在某种程度上搭乘了微妙的平衡。）
其实日本共产党之所以要搞这次晚宴，除了是为了让大家填饱肚子外，更重要的就是给大家一个交流革命斗争经验和感情的机会；得到了来自中国资助的日本共产党这几年将自己麾下的产业运营的非常健康，所以晚宴办起来也是格外的隆重，当然，晚宴归晚宴，为了避免被已经被麦克阿瑟赋予了“审查”权利的自民党闯入捣乱，苋草酒店干脆在一周前就挂出了“停业装修”的牌子，论是谁一概不接客，加之中岛株式会社的社长中岛平夫和日本政府官员以及许多议员私交甚好，所以此时日本共产党在自己家这里举办招待晚宴自然可谓万一失了。
我们熟悉的今野次郎此时也以曾任中西功助手以及野坂参三秘书的身份出现在了苋草酒店，在刚当选中央委员会主席野坂参三的讲话结束、并宣布宴会开始后，今野次郎便友善的和身边的两个“外国同志”打起了招呼。
原来，此时坐在他身边的两个“外国同志”分别是一名来自美国纽约的美国共党员代表基恩-凯恩，以及一名来自印度的印度共产党员赛斯，和其他供产党员一样，这两个和日本供产党员有着完全不一样外貌的“外国同志”都是刚刚参加完在中国的建党节后，又匆匆赶赴到日本的，此时的他们看到今野次郎这个曾经在中西功和野坂参三身边工作过的“同志”，显然有着一肚子话要说，而今野次郎也是在先和两人碰了一杯酒后，便用着他那日本口音极重的英语和两个人聊了起来。
“今野同志，你不知道，我们为了去中国学习，付出了什么。”
基恩一边用刀叉取食着面前的饭菜，一边向今野次郎描述着：“我在今年复活节的时候就得到了组织上的命令，派遣我和其他同志去中国参加建党纪念日，但是你知道的，在美国，我们这些共产党员的身份太特殊了，fbi就像是发情的公牛一样盯着我们，我和其他的同志从4月份就陆续以度假为借口去了欧洲，随后又分开来到了亚洲，最后在今年6月12日才到了香港，还好，最终还是赶上了中国的建党节，不过有些同志运气实在是不太好，比如布鲁斯，你知道的，他曾经参加过朝鲜战争，回国后加入了供产党，所以他就被盯得格外紧，三个月前，就在他登上开往英国的轮船前就被控制住了，然后又被关押了一个月才放出来，真是个可怜的家伙。”
今野次郎一边慢慢的品着酒，一边不住的点着头：“在美国的同志们真的不容易，这种事情我们也是经历过的，就在十年前，那个时候我们日本供产党也是处处被针对的，我们随时都要面临检查和调查，如果不是来自中国供产党同志们的指引和帮助，让我们日本供产党改变了方针和策略，让我们放弃正面的革命运动，改为地下活动，并且借由普通的生意作为掩护，让政府部门认为我们只是想去做做生意赚钱，我想我们现在的情况肯定也是非常糟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