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加自购房产是这个时空下住房政策的主导思想，一般来说，只要进入国企的同志，依照其工作时间、技能等级、工作态度以及婚配等原因，都会分配到一套房子，但是考虑到有些同志的住房需求比较强烈，以及一些私营企业和个体户的购房需要，所以同时也开放了商品性住房的买卖，所以一些认真工作或是从事高危、高难度工作的同志在得到薪水后，多半也会选择攒钱再买一套房子，或是给家里老人住，或是留给孩子们，所以这一时期，劳模、科研人员除了会受到大家的尊敬外，更是会获得大家的羡慕，“长大当劳模”和“长大当科学家”自然也成了大多数孩子的梦想，并且也会得到家长的鼓励和支持。

不过对此的反对声音自然也有，比如针对分配房产，一些专家就站出来算账，说什么这样一来国家负担太重，说什么不利于刺激市场，但是小强却对此不屑一顾――确实，这种条件的分房制度是财政的巨大包袱，但是新中国经过十余年的高利润外贸，早就已经赚得钵满盆满，按照gp计算，1961年中国的gp早已经超过了美国，轻工业生产总值达到了后世90年代初的的水平，约为110亿，足足是历史上的318倍，重工业生产总值则约为81亿，是历史上的90余倍，尤其是从后世大量采购的家电和电子设备，几乎一本万利的出口模式更是让国家的经济运行极为健康，按照陈云副总理的话说，这简直就是在种摇钱树，躺在那里就可以收钱了。

毕竟，当年欧洲那些国家的福利高非也是因为掌握了一些高端的技术和高附加值的产业，以绝对垄断的方式将那些低成本的东西卖出高价格，才维持住那些高福利的，而现在中国出口的商品放眼全世界都是最尖端的，其巨大的利润甚至能让东德为此特意搞出个外贸部门，专门向西欧和北欧出口中国商品，并且靠出口的利润让gp提升了12%，就足可以证明新中国为什么敢推出这么高的福利政策了。

不过尽管如此，在听到小强建议后，罗沛霖还是连连摆手：“不了不了，一家人住两套房子？那不就是西方享乐主义嘛！以前地主家都不敢这么过日子！有些同志也跟我说，买套房子给孩子住嘛，但是我觉得，这孩子还是要靠自己，有本事就自己做劳模，做科研，自己靠本事分房子！您说对不？”

小强没想到罗沛霖的觉悟居然这么高，连连点头。

“再说了，曹部长，您看，现在我们这些科研人员除了衣食住行的福利待遇外，分房的面积也比普通群众大，医疗报销比例也高，上次我们一个同志去做阑尾炎手术，总共花了158块零3毛，结果国家就给报销了100多块！科研所工会这边还给了他25元的慰问金，最后算了算，他自己看病就花了二十几块看病！这还包括他在住院期间的吃喝拉撒！按照他的工资算，这也就是他两天的工资！所以我们这些同志都觉得，自己这已经在搞特殊化了！这国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也是咱人民群众一点点通过劳动换来的，咱们住的好吃的好，坐在窗明几净的桌子前按几下键盘，一个月就拿那么多钱，享受那么好的待遇，我们惭愧的很啊。”

小强早就习惯了这个年代人所固有的淳朴，而自己偏偏又不能把内部的经济年报之类的绝密资料拿出来乱讲，所以只能笑了笑：“按劳分配嘛，就像是基层工作里，体力劳动、高危高污染工种的工资以及医疗保险普遍比其他工种要高是一个道理，科研单位待遇高是合情合理的嘛！艰苦朴素固然重要，但是国家有条件了，当然要让大家有更好的生活嘛，你觉得科研单位的报销比例高，但是你看那些工厂的工人师傅，医疗报销比例都是70%以上，如果是安全事故导致的医疗情况，更是百分百报销！”

另一个年轻的技术人员听到后，小声的对身边的同事说：“曹部长说的是，我一个表叔以前是农民，国家的政策要求，农村看病不花钱，吃药也几乎不要钱，后来我表叔参加了工程队，去了新疆，本以为这下生病要花钱了，结果有一次腿摔伤了，住院了一个多月，最后也才花了十几块，工资还照领，他逢人就说，生病了不但不花钱，反而还赚钱，这事儿从古至今，也就只有新中国才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