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尽管如此,当时毛主席也没有允许领导干部乱搞专供,甚至还要求领导干部也要去农场工作,“在延安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干部务农),成绩很大。全国胜利后,当官的多了,官气也来了,这就搓伤了群众的积极性。现在应当从中央机关做起,干部要有计划地分期分批下去,在劳动生产第一线补上这一课”。
所以归根结底来说,建国初期的专供制度更像不得已而为之的大批量采购,但是后来在70年代以后,原本的特供和专供变了味道,大家所知的“特供”风潮才开始流行起来,特供也变成了质量好,专供干部享用的代名词――实际上,这种做法之所以冠上专供特供的名头,也是为了掩人耳目而已,但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所以在后世,专供也好,特供也罢,渐渐变成了质优的代名词,似乎吃上特供就代表了自己阶级的高贵,殊不知,最早的专供,其实和普通的供给是没什么区别的。
(说到食物这里,其实有必要提一下题外话,刚建国的时期,海鲜、河鲜的价格其实是比肉类便宜的,现在要几百元一斤的对虾、梭子蟹甚至海参这类高价海鲜,在那个时候的海边都便宜到近乎不要钱,很多住在海边的人随便在家附近转一圈,就能抓到不少海产品,笔者的母亲曾经就回忆过在辽宁的亲戚家,吃巴掌大梭子蟹吃到恶心,直到现在也不想吃螃蟹的故事,但是虽然那个时候,这种海鲜又多又大,但是其实这种食物是不管饱的,在当地人看来,这种东西吃起来麻烦,而且肉又不多,就算吃满满的一盆,也扛不住重体力劳动,所以与其吃海鲜,还不如吃猪牛羊肉来得好,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建国初期甚至在建国前,稍微有点钱的人几乎都会选择吃猪牛羊肉,而对海鲜不屑一顾的原因了,而后世一些公知说什么旧社会普通人吃得起大闸蟹,那真的只是因为这东西有钱人看不上罢了:毕竟小河沟里到处爬的螃蟹,有钱人怎么瞧得上呢?当然,这种事情不仅仅发生在中国,在日本,放在现在金贵的金枪鱼,在以前的日本也是没人吃的,日本古籍《古今料理集里写着:“鲔鱼〔金枪鱼旧称〕,贱鱼也,不供品尝”,那个时候金枪鱼基本是和红薯一个级别的穷人食物,普通人家要是吃金枪鱼,就像是领救济一样会被人瞧不起;而在美国,波士顿龙虾也一度是拿来做动物饲料和给犯人吃的,因为那个时候波士顿龙虾几乎遍地都是,吃这玩意儿太没面子,有钱人才不会理。)
(ps:再说一个被公知传得沸沸扬扬的传闻:若干年之前,有公知找到了一张毛主席宴请别人吃海参的照片,说人民群众在挨饿,主席却在吃海参,实际上拍照的时间根本不是灾害时期,而且正如前文所说,建国之初,这些海产品的价格是比猪肉还便宜的,毕竟猪也要养至少一年半才能出栏,而海鲜什么的随便下海就可以捞到,而且即便如此,根据曾经担任毛主席生活管理员的吴连登回忆,毛主席只有宴请客人的时候才会允许做海参这类的菜,平时他自己用餐基本和普通群众差不多,非就是木耳空心菜炒鸡蛋之类的,即便是红烧肉,一个月也吃不到一两次,尤其是灾害时期,主席更是直接把肉菜断了。)
但是现在,虽然食物方面没什么变化,但是居住环境的“特供”似乎开始变味了,于是小强有些奈的说:
“我认为,这种针对干部的变相‘专供’应该勒令停止,并且给与处罚,现在我们已经根据职务的不同,给与了非常好的待遇了,再搞什么打着专供之名的特供,那就是明晃晃的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嘛!就像是我这次去的度假疗养院,本来就是面向群众的,结果呢,非要搞出来什么普通干部楼和高级干部楼,普通群众住的房间只有20多平米,厕所还用的是是公共厕所,吃的也是食堂统一安排的饭菜;普通干部楼则是独立卫生间,还可以申请让饭店的后厨给他们开小灶,至于高级干部楼呢,那就更过分了,除了30多平米的卧室外,干脆还设了会客厅、餐厅、小厨房、还有独立的衣帽间和办公室,一个人就占了上百平米的住房,这是干什么?而且他们以为群众不知道吗?相反,群众知道的很,我看一些人是觉得世界太平了,觉得可以享受了,所以干脆就脱离群众,想当老爷了,这个歪风一定要刹住!”
说到这里,小强顿了顿,又说:“当然,一些干部因为工作或是安保需要,单独住进一些安全性比较高的单间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面积、配套设施等一定要有限制,不能借着安保的理由就全部搞特殊化,奢侈化!我听说一些地方的干部仗着天高皇帝远,给自己修别墅,修园子,违规使用公车,这些一定要严抓的。”
“至于借着专供之名行特供之实的,我们也要杜绝掉,现在不是建国初期了,我们的物流也渐渐成熟了起来,各地的超市和市场也能够供应上新鲜的蔬菜和肉类,而我们北京这边的所有机关单位,甚至包括我们钟南海这边,早就已经取消了专供制度,改为后勤部门直接从这些超市和市场对接采购,但是一些基层却仗着天高皇帝远,还在堂而皇之的搞专供,甚至把专供变特供,这就是大问题!”
总理看了看主席,然后对小强说:“小强,你反应的这些事情都是事实啊,其实最近几年,主席和我,以及彭老总,都发现了这个问题,尤其是我们在视察的过程中,也亲眼目睹了这种事情,所以我也和主席在商讨,要不要再搞一次整风运动了。”
小强知道周总理要说什么:“整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