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命令警队的人集合的同时，李国耀当即命人将军需仓库抢运回来的那批武器装备立即给战士们分发下去，然后命令张腾蛟立即带着一团赶往挹江门，控制那里的码头，并在现场维护秩序。
同时李国耀又让薛登宇带一个营赶往下关码头，他们的任务是维持现场秩序，尽快让城里的老百姓撤到江对面去。
与此同时，李国耀又给部队下达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命令，那就是拦截所有溃兵，不管这些人穿的是什么衣服，只要是像军人的都拦下来，将空位留给妇女和儿童，至于那些被拦下来的人立即就地编入部队。
说实话，不是李国耀不讲道理，而是南京之事容不得他马虎！
因为直到现在他都没有接到系统提示阻止南京大屠杀的任务完成，这只能从侧面说明日本人屠城的可能性还在，而且似乎还很高。
其实想想就能知道，日本的整个社会形态是非常畸形的，很多人觉得日本人很古板，对上级的命令唯命是从，这个整体上是没错的，但是却不能忽略日本根深蒂固的以下克上的习惯。
日本有着浓厚的等级意识，日本人强烈的等级意识并不是只在上下级之间有所表现，在日本人的其他方面也同样能够发现，比如说对于资历欠缺的年轻人，日本人是很少会委以重任，因为他们不但质疑年轻人的经验和能力，同时还要顾及等级观念的存在。
等级秩序在日本是永远不会改变的，走路的时候，年长的人或是地位高的人一定是在前面，而落座的时候也是有等级排列的，职位高的、财产多的和年长的人，总是被安排在上席或是上座。
但是在军中，日本人向来喜欢以下克上，就是用既定的事实迫使上级承认他们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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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的“以下克上”的应源于“皇姑屯事件”，1928年6月3日，日本关东军试图制造混乱，占领中国东北，高级参谋河本大作等人在沈阳郊区皇姑屯炸毁了中国奉系军阀头目张作霖的专列，张作霖当场死亡。
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向昭和天皇报告说:“这次谋杀张作霖事件，不幸有帝国军人的参与，现正在调查中，一定要对肇事者依法严加惩处。”
日本天皇说:“请严格维持国军的军纪。”
意思很明确，就是要严惩相关责任人，以给中国方面一个交代！但田中准备对河本大作进行处分时，军内却出现了强烈的反对意见，声称“家丑不能外扬”，公开处分河本会损害皇军在世界上的形象。
在军内的强大压力下，田中首相只能在绝望中宣布辞职，陆军总部仅对河本大作作了停职的内部处分，理由是河本大作的动机是无私的爱国行为，所以从轻处分。
这种以“爱国”为理由，对军人不法行为的纵容，直接导致了后来日本军队中“以下克上”行为的泛滥。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少壮派发动的“二二六兵变”。在兵变中包括两名首相在内的一大批日本温和派官员先后被杀，以东条英机为首的“统治派”军人趁机控制了政权。
南京大屠杀也一样，除了朝香宫鸠彦王和武藤章等有限几个凶残的家伙支持用屠杀严惩中国人外，很多人其实并不愿意这样做，毕竟制造大规模的屠杀不仅仅有损于国家和军队的形象，更会引起英法美苏等国的干预的严重后果。
然而很多事情并不是日本政府高层能控制得了的，他们的命令对于前线的部队的约束力其并不是很大，这也是李国耀为什么在干掉了朝香宫鸠彦王并揭露了日军的阴谋，且日本政府也公开表示不会在南京实施大屠杀之后还不放心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旦那些小鬼子杀红眼了，管求你军部还是政府的命令，杀了再说。
正因为这样，最好的办法就将城里绝大多数的市民都撤出去，这样街头人少了，小鬼子也不容易杀红眼。
此外小鬼子之所以大规模的屠杀平民，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很多中国军队在失去了退路的情况下，万般无奈纷纷地换上了便装，以难民的身份躲到了南京城的各个角落中，这样，也就和成千上万的真正的难民混杂在一起了。
而在十几万难民中根本无法分清谁是真正的难民谁是化了装的难民的军队，于是乎，兽行十足的日寇也就顺水推舟一股脑全都屠杀了。
李国耀现在要做的就是在尽最大的能力将城里的难民全都通过水路送到江对岸，同时呢尽量的聚拢那些溃兵，形成一支可观的力量，后期不管是突围也好还是抵抗也罢，总比被小鬼子当成垃圾一样处理要强得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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