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得用自己的胸膛去浪费敌人的一颗子弹么？
这种混蛋逻辑象极了程朱理学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在那些道学家看来一个女人要是失贞那只有上吊投井才能弥补她的罪恶，即使这‘罪恶’是别人强加给她的。他们想要的，是女人被辱后做决绝状，一死百了。
然后他们给立牌坊，行礼如仪，高声唱颂。
由此我们可以想想甲午海战中方将领们的结局——水师提督丁汝昌自杀，镇远号管带林泰曾自杀，定远号管带刘步蟾自杀，致远号管带邓世昌自杀，经远号管带林永升战死，镇远号副管带杨用霖自杀，超勇号管带黄建勋自杀，扬威号管带林履中自杀...帝
国海军的精英一代，甲午之后尽数星陨。
奋力一战，以死报国，应受万世的景仰。但他们是否想过，他们一死成空，身后事谁可了之？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甲午之后大清再也找不出几个上得了台面的将军，失去了北洋的守卫，当那群矮小的强盗再次从东方杀来时，等待中国子民的便只剩下刺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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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抗战，国共双方恐怕没有一个将军的战绩能象方先觉如此傲人。此等将才，若真的一死求名，那才真是国家民族之不幸。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李鸿章签定《马关条约》，世人视为卖**，但在那末世危局之中，谁又敢拍着胸脯说能做得比他好？自认做不到李鸿章那么不坏，所以在我看来李有功无过。
同理，当方先觉绝境之时，换做是其他人，也未必有人做的比他更好。
况且还有近万伤兵因而得生，那万众伤兵身后又有多少个家庭得以不必承受痛失亲人的悲伤，与之相较，一介虚名，孰轻？孰重？
当然了，方先觉投降是事实，所以从衡阳会战结束到现在，重庆方面都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宣传也可以理解。
衡阳之战日军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却被中国军队足足牵制了47天，而此时日军在整个太平洋战场上的败像已经越来越明显了。
入夏以来，日军在太平洋、在南亚战场，因遭到美军、澳军、英印军、我国在缅甸远征军的打击，相继失利，而连连从中国的关内、关外战场，抽调部队至上述地区，以图挽回颓势。
此时的日军士气十分低落，其士兵和军官都已知道，日本已无战胜的希望，而且大祸不久即将临头。
而新编组的国民党部队，已训练数年，在前方的部队亦轮流调至后方整训，轻武器步枪、轻重机枪并不缺乏，炮兵，以迫击炮为主已形成火力骨干，空军力量已超过了日军。
但此时的国军，有相当数量的部队缺乏整体观念和顽强的战斗意志。1944年的许昌之战、洛阳之战、长沙之战、衡阳之战以及后来的桂林之战，守城部队都执行了坚守的防御任务，然而外围的部队几乎都未完成预定的阻止敌人和增援的任务，他们有的保存实力、随意撤退、见死不救、置坚守部队于不顾，而被敌各个歼灭。
以致固守许昌的吕公良新编29师、坚守洛阳的武庭麟第15军、保卫衡阳的方先觉第10军，与后来防守桂林的贺维珍第31军，都由固守而形成孤立无援，最后只得靠自己所剩的力量组织突围或力竭而被歼。
所以衡阳之战出现这样局面，预料之中却又教训颇多。
比如第九战区一直未能打退敌在湘江两侧继续向衡阳增调的部队，这就使固守衡阳的部队逐步陷入困境。
再就是当日军已明显的向衡阳集结，且无力予以阻止而衡阳之防御体系又遭敌分割的情况下，如以衡阳守军作为机动部队，与外围各军实行机动作战，后果将会不同。
经广西调来之机械化部队，时间既已延迟，而衡阳敌情确已严重，改变原来的计划，另行布置战场，这在战役上也是常有的事。相反如不及时进行新的对策，自然就会陷入被动招致失败。
准备以军事胜利鼓舞国人及同盟国家，这并无不可，但军事本身尚有其特殊性，它是有形和无形力量决赛的结果。如条件不具备，力量不足，往往会适得其反。重大战役的结果，如与预期之目的相反，将直接影响以后之战局。
固守部队由于兵力部署、作战地域、作战准备、作战方法等，自然形成固定任务，然而协同、策应之机动部队，有些竟当成机动任务来执行，向衡阳西方之增援部队，并未按预定计划实施，致使守军一直处于孤立无援之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