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路转运司和提刑司的两份文书，几乎是一前一后的同时到了京城，最先在政事堂里看到这两封公文的是参知政事薛奎，他也是在赵祯亲政前就去参观过张玉兴在皇庄做出来的成绩，也知道赵祯对此人的重视，想了想没有立即做决定，而是等到政事堂几位宰执聚在一起喝茶休息聊天之时拿了出来道：“去岁新营建盐田务的知监张玉兴倒是挺能折腾，如今盐田务不仅为三司带来了大量的收入，缓解了不少三司财政紧张的局面，而且也让更多的百姓都能买的起盐来吃，也算是一位能臣了，可能是少年得志，结果就有些过于锐意进取，上了改革记账法的奏章，不仅被驳了回去，还遭到了贬官。倒是此子并没有因为此次打击就消沉下去，今年淮南路和南方旱情严重，据淮南路转运使胡令仪上书所说，此子在这次旱情中，是最早提出警告，并且出了极大的力气的，算来也是有很大的功劳了。”
因为过了年之后，王曙就因病请罢，被改授为户部侍郎、资政殿学士、知陕州，后又改知河南府，迁为吏部侍郎，所以现在政事堂中同平章事为吕夷简和张士逊两人，参知政事为薛奎和陈尧佐两人，而且薛奎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太好，已经渐渐淡出权力中心，所以现在政事堂基本已经是以吕夷简为首，之前赵祯已经收到了张玉兴的密奏，知道其被人陷害，所以找了个机会通知了吕夷简，让其关心此事，只是各地公文都是小吏看哪个宰执有空把公文随机送到各宰执办公的房间，吕夷简每天也是忙的没多少空闲，只能让人暗中关注淮南路来的公文，现在才知道原来是送到了薛奎那里。
吕夷简看薛奎并没有说到张玉兴的案子，只是提到了张玉兴的能力，想了想也接着话题说道：“此子的理财能力确实不凡，现在在广南西路的南部开始种的用来榨糖的甘蔗就是他去年出仕时提出来的主意，由于甘蔗一年有几个播种期，去年秋天才种下的甘蔗已经收了一季，算是初见成效，只是因为整个广南西路大多是蛮人居多，显得人手不足，所以规模不大，榨出来的糖虽然利润可观，但是又因为道路不好，难以运输，现在只能作为当地的财政补充，以前的广南西路要靠其余各路的支持才能维持，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开始改观了，今年春季的播种就开始扩大规模了，只是人手仍然是个大问题，当地的官员虽然吸引了一些土人出山，可是此举又会引发于当地土官的矛盾，因此当地的官员提出迁移其他路的汉人过去以维持平衡，也能更好的扩大甘蔗种植规模，据之前张玉兴的估计，如果一切顺利，道路再加以改善，几年后就能为三司每年带来几百万贯的收入，我正想以后找个时间在政事堂专门就移民之事商议一下。”
北宋前期国家财政紧张并不是因为收入少，而是因为特殊的封桩库制度和地方官府的各种公使库小金库造成的。宋朝建立以来，规章制度越来越完善，如果按照登记去检查，锱铢之利都收到朝廷去，是有能力做到的。但是还是保留了上供的制度，收取一个大约的中间的数字，成为每年的定数，剩余的钱财留给州县管理，这是有深意的。一是州县有储蓄，可以预备战事、灾荒紧急的开支；二是宽于理财，实际上是体恤老百姓。如果遇上一个清官，那么在给朝廷上供之外，老百姓宽松；如果不幸遇到贪婪的官员，地方政府有储蓄，不至于刻毒剥夺老百姓。这是损失皇帝的利益而有利于老百姓的措施。
地方上供的特产进了封桩库，清点登记之后拿到市场上去卖，上供到皇宫的东西，质量自然是最好的，卖的价格却并不贵，可以说是质优价廉，得到的钱就充入内库，是皇帝私人的财产，到了仁宗时内库具体有多少皇帝自己都不太清楚了。不过北宋的皇帝都有点守财奴的性格，把自己的内库看的死死的，具体账目从不让外朝的官员知道。
从内库制度建立以来，一遇到战争、水灾、旱灾、节庆赏赐，三司的钱不够了，就和皇帝的内库来借钱，记账。等到赋税有剩余的时候再还。有一年借贷一百万的，多的时候借过三百万。还有几年还不上的情况，就从贷款的记录中划掉，这也算是皇帝间接控制国家财政的一种手段。
三司每年的收入虽然巨大，但是如果广南西路的甘蔗榨糖真能像张玉兴说的每年再额外给三司供献几百万贯的收入，这可就不是个小数字了，要知道三司一年的收入才有一两千万贯钱，当然这里说的只是钱，实际还有更多其他的收入全是实物，全部加到一起就可观了。但钱仍然是收入中最重要的，国家的运行到处都要用到钱，所以张玉兴说的每年几百万贯的收入就连政事堂的大佬也有些动容。
张士逊属于典型的旧官吏思想，主张的是无为而治，治大国如烹小鲜，有些不喜欢张玉兴这样的锐意进取的改革派，显得自己这些官员之前的成就都是错的一样，虽然也知道整个国家弊端重重，确实是急需要改变，但是却没有吕夷简的魄力和手段，在改革面前犹豫不决，想了想说道：“张玉兴的理财能力确实不错，去年上的新记账法本身出发点是好的，只是此事牵连甚广，牵一发而动全身，三司总领全国财政，加上各路的情况各不相同，又岂是简单说一句话就能改过来的？只怕还没有实行下去，就会引起下面巨大的动荡，还是年轻考虑不够成熟啊。至于广南西路那边的事，如果真能如张玉兴所说，倒是需要找个时间好好的商议商议。”
薛奎笑呵呵的说道：“年轻人嘛，就应该是这样意气风发，只有碰了壁，吃过了苦头才会成熟起来，要是一开始就都像我们这些老人一样老成持重，那也不像话啊，还要我们这些老臣有什么用？不过淮南路那边传来消息，这小子现在似乎遇到了麻烦事，怀仁县衙的小吏告到提刑司说他借修沟渠之便，偷偷从仓库中运出来大量用于民工的粮食卖得钱财收入自己的囊中，短短三四天时间就人证物证齐全，竟然连赃款都从他的住所中起了出来，这件事情你们怎么看？”
除了吕夷简事先知道一点情况之外，其余两人闻听都是一愣，他们是在去年打压过张玉兴，但原因很多，有的是原为老成谋国，不希望改革的过于激烈，有的是抱着磨砺年轻官员的心理，像吕夷简就是因为手下小弟的官员们害怕自己手尾不干净，不敢让人这样清查，所以在别人打压张玉兴之时顺水推舟而已。但是政事堂中所有人都知道张玉兴能力非凡，盐田务的成绩就摆在那里绕不过去，你行你上啊？一般的人有几个敢拍着胸口保证能在几个月内让三司增加几十万贯，后继每年还有更多的收入源源不断？关键是这些收入不但没有引起地方的动乱，反而对民生大有帮助，所有的大佬心中都有数，只要张玉兴一回京，哪怕他没有其他本事，只是单凭其的理财能力就必会得到重用，前途一片光明，之前的贬官可以说是一点影响都没有，在大宋为官，哪个官员不是起起伏伏？这样在理财方面非常有能力，前途光明的官员，却出现贪污钱财自毁前程的事情，实在是让人难以相信。
政事堂的这几位宰执，全是在官场上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人物，对官场里的事情再是清楚不过，只是略一思考，就明白这其中只怕另有隐情。
张士逊皱了下眉头道：“以张玉兴的能力，想要捞钱断不会用出如此低劣的手段，听说京城中的肥皂香皂生意就是他出仕前与不知道哪位贵人合伙的生意，虽然不知道他在其中参与了多少，而且自己也没有出过头，只是找人代理，但以肥皂香皂生意的红火，就算是只有一成收益，家里也是钱财不计其数，没有道理会为了一点小钱去自毁前程。想来只怕是在地方上得罪了别人，被人设计陷害与他，嗯……听说去年张玉兴就把盐田务中参与贪污的小吏一扫而空，别的人再难插手其中，只怕是没有少得罪人啊，说不定就是想要把他搞下去，好在盐田务中分一杯羹啊。”
陈尧佐也是点头道：“很有可能，只是对方的手段并不高明，做法也显得不明智，如今盐田务正处在各方眼光之下，又岂会让他如此轻易就能得逞？”
吕夷简顺势说道：“此事也并不难处理，直接等淮南路提刑司审理完结，上报审刑院再好好复审就是，只要张玉兴确实没有做错，就一定能够还他清白。淮南路的提点刑狱公事的王俊臣也是一名能臣，审理办案很有一套，就不需要我们多操心了。”
其余众人皆是点头称是，这件事就是他们休息喝茶聊天的谈资，并不值得他们特别关心，大宋自有一套成熟的体制来应对这种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