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藩眼圈泛红，长叹道：“六、七万人啊！”
事实上何止六七万，当年江阴守城时算上城外赶来帮助守城的乡民，一共有二十多万人，城内所有男女老少都上场作战。而当城破之时，城中妇女全部自尽，老人、儿童尽皆自焚，只有53人因自杀来不及，被清军强行救了下来。
这段历史被记载于无锡文人计六奇的《明季南略》里，因康雍乾三代的文禁，一直未能出版，仅有手抄本存世。历史上直到嘉道年间文纲稍弛才能出版，但也不全。
今天在座众人都是喜好藏书的，而且江阴和扬州仅一江之隔，所以除了焦循、钟怀和黄承吉外，其他四人都曾私下看过这书的手抄本。
年岁最长的段玉裁轻咳了一声：“诸位，都坐下说话吧。”
此言一出，各怀心思的众人这才纷纷落座，不过因为年龄，中举时间不同，又重新排了座次。
在场的人里，段玉裁是戴震的大弟子，所以论资排辈，段玉裁便坐了左首头把交椅，汪中坐了右首的头把，之后依次是刘台拱、洪亮吉、江藩、焦循、钟怀、黄承吉。
之后坐守徐庄的王长生便带着手下上了茶点，又跟汪中耳语几句，这才纷纷退下。
清代汉学自顾炎武开山以来，由阎若璩、胡渭奠基，惠栋开创，至戴震集其大成，以至顶峰。而从乾隆中叶开始，随着四库全书馆开馆，帝王“治道合一”的形象塑造臻于极致，彻底掌握了文人的话语权。而文人们再也不敢议论朝政，点评政治是非，于是在学术发展上便出现了“人人许郑，家家贾马”的盛况。
无数学者以儒家经典为中心埋头考据，认为典籍越古越真，所谓“凡古必真，凡汉必好”，与着重于理气心性抽象议论的宋明理学不同，形成了后世著名的“乾嘉学派”。
这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和以戴震为首的“皖派”影响最大。吴派的特点就是搜集汉儒的经说，加以疏通证明。简而言之就是“只要汉朝的典籍就是好的”；皖派则重视三礼中名物制度的考证，从音韵、文字学入手了解古书的内容和涵义。
而扬州学派既继承了吴、皖两派的特点，又发展和超越两派之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这一派以金坛段玉裁、高邮王念孙为首，源头虽然是戴震，但却自成一体。
这一次射阳湖的聚会，除了在京城当吏科给事中的王念孙和在家闭门读书的王引之父子，以及正在京城留馆的阮元外，扬州学派的人已经基本到齐，还多了一个吴派的洪亮吉。
从儒家学问上来说，在场的众人不管是老的还是年轻的，不管是现在还是历史上，都是乾嘉学派中有名的经学大家。
从个人钻研的偏好来说，段玉裁是文字训诂（研究古汉语词义），汪中主攻古今制度沿革，洪亮吉擅长舆地，刘台拱偏于天文音律，江藩精于《易》，而焦循、钟怀、黄承吉三人则是数学。
历史上的乾嘉学派发展到后来，其研究的内容已经无物可考，乃至与社会现实完全脱节，成了为了考证而考证。
争治诂训音声，瓜剖釽析，穷尽天下聪明智慧，搞出来的那些东西于国家强盛屁用没有！这种“精神”延续到后世，“茴”字的四种写法算什么，连《红楼梦》都能给考据出个阴谋论来！
段玉裁是做过县令的人，面对已经亮出身份反清的汪中实在不知如何开口。他斟酌了半晌，这才向汪中问道：“夫人和孩子都还安好？”
汪中微笑道：“都好。”
他的儿子汪喜孙今年刚三岁，夫人朱氏是第二任老婆。原配孙氏因为早年间婆媳关系太差，家务事什么都不做，于是事母至孝的汪中只得出妻。
刘台拱为人一向沉默寡言，不过面对如此尴尬的场面，还是开口道：“容甫兄，你在信中提及欲挽救道统于危亡，此话何意？”
汪中端起茶盏抿了一口茶，润了润有些发干的嗓子，语出惊人道：“诸位，眼下正值千年未有之变局，北面的满清皇帝已经是危若累卵。如今天降圣人，北海屡败朝廷大军，东征倭国，西惩罗刹，如今南北纵横，治下属地已超万里......”
在座众人听了，顿时面露愕然。清廷封锁关外消息，只说外夷入侵，盘踞白山黑水。大家虽然知道的消息不多，可也不是傻子。但北海镇到底是个什么样，谁也不知道。
段玉裁拈着胡须道：“即便如此，也不过是王朝兴替，何谈千年未有之变？”
汪中道：“这也是汪某这次延请诸位的主要原因。如今北海镇武力太盛，千余人可破朝廷兵马万人而不伤分毫，然则其制度又是另起炉灶。中身在北海两年，所闻所见就是翻遍典籍也无先例。
如今那赵王数次讨伐倭国，朝野闻其名都是噤若寒蝉，不敢违逆。更有倭国伪儒，凭借西洋人之微末学识，纷纷投奔麾下效力。若是长此以往，等北海入关问鼎之日，便无我等士人存身之地了。”
众人听到汪中言之凿凿，笃定满清将亡，都是震惊不已。
江藩拱手道：“容甫前辈，北海镇究竟是何底细，能否给在座诸位讲讲呢？”
于是接下来，汪中用了差不多一个时辰，对众人细细讲述了他眼中北海镇的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其间众人有时赞叹，有时不屑，有时抚掌击节，有时竟相顾悚然。
别看今天来的这些人一个个都跟田园隐士一般，其实都是有心功名，奈何就是时运不济。事实上汪中这次要是不写信召集，历史上到了后年洪亮吉就会高中榜眼。
话说在儒家“内圣外王”的政治追求中，“内圣”是修身，“齐家”只是最低要求，是外王的基础；而最高理想则是“治国”、“平天下”。
古代读书人参与实际政治的本身就是传统士人的政治理想之所在，这种参政行为不仅是一种功利行为，更多的则是因其与“内圣”联系在一起，是实现人生最高境界的途径。
儒家学说既是一套体系信仰，也是一套政治学说。而政治化的儒学为中国的君主统治提供了合法化的依据，原始儒学也为士人阶层提供了通向官场之路的依据和终极的精神寄托。
洪亮吉越听眉头皱的越紧，虽然汪中讲了大铁船、高耸的烟囱、日夜不停的铁水、机械耕地等诸多令人困惑不解的新事物，可他还是敏锐的察觉到了北海镇的治政手段。
以机械代替人力耕种，导致大批农业人口放下农具进入工场和军队，虽然耸人听闻，但也可以理解。
然而政权下乡、从大字不识的农民中培养大批不懂儒学的底层事务性官员、不搞科举、不以儒家学问为教育核心、军人识字等等，都让他渐渐明白了汪中在担心什么。那位赵王把这套手段使得得心应手，一旦其问鼎登基，天下将变成何等模样？士人的存身之地何在？
想到这些，洪亮吉顿觉不寒而栗，额头上的汗珠唰的就冒了出来。
话说在传统的“士人政治”形态中，由于“士”和“大夫”是官僚的基本来源，因此“道统”与“政统”是一体的。一旦科举制被废除，道统与政统便会随即分离，作为载体的儒家就会跟政治脱离。而“四民政治”的解体对于所有士人而言，不啻于一场天崩地裂的灾难！
千万别以为士和知识分子没区别，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化，本质上是儒学政治的崩塌。士人集道统与政统于一身，有务本的责任，既要澄清天下，也要落实人心；而知识分子由于道政分离，某种程度上只能承担研究学术的责任。
后世的梁启超在写给儿女的信里，就展现了过渡时期士人与知识分子的心态异同。他自称那时“天天在内心交战苦痛中”，“因为既做政党，便有许多不愿见的人也要见，不愿做的事也要做，这种日子我实在过不了。若完全旁观畏难躲懒，自己对于国家，良心上实在过不去。”
到最后他只能采取妥协的办法，就是对政治议而不参。根都没了，能不痛苦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