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国璋看到老师的情绪慢慢地稳定下来，便继续问道：“老师，你是不是遇到烦心事了？”
“是啊，天大的烦心事。上回在匡山和江州，与你彻谈过，又看了你的条陈，心中惶恐至极。我又叫家里亲友到松江和明州，收集了很多泰西夷人的情报。越看越心惊，彻夜难眠。”
“后来我在潭州，实在按捺不住，便写了疏章，主要列出六条，纠风气、肃吏治、饬海防、振水师、通商贸、兴实业。一连三封，皇上都留中了。到了第四封，他发给内阁，交众臣议论。这下等于了捅了马蜂窝了。”
“典林兄第一个跳出来指责我，说我读孔孟之书，当遵尧舜之道，不该妄言功利之事。还给我扣了顶义利不分，轻义重利，妄为圣贤门下的帽子。”
王云声音平和地说道，但岑国璋听得出，语气里包含着无尽的辛酸和郁愤。
“接着博瀚兄也指责我，说我中了邪，不遵圣贤道理。他们两个，自诩德行高洁、勇于言事，孚有名望，动不动就要严义利之分，话里话外自己是以经世匡时为己任，别人却是乱朝纲，弃圣贤。”
“典林兄，文采超绝，但是最迂腐古板不过，且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
“可是要他办点实事，就手足无措，不知所以。”
“博瀚兄，道德文章确实甲冠天下，又做过皇上的老师，便自负为帝师，傲视天下。皇上登基时，就上疏阐述正人君子如何好，刻薄小人如何差，治国安邦要重用君子，远离小人。”
“可是皇上召对他，问君子如何选，小人又怎么分辨，他却说不出所以然。只是泛泛说以皇上的大智慧是肯定能够区分的。”
“后来国库空虚，权贵豪强贪利乱政。皇上鉴于国事艰难，有心推行新政，问策群臣。博瀚兄又上书，大谈‘治本’之论，说什么皇上要立下当尧舜的志向，奉行圣贤之举，德泽天下，自然会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听到这里，岑国璋都觉得好笑。尼玛这说的比唱得还好听。
“现在他们的徒子徒孙，盘踞在翰林、宪台的那些词臣御史们，纷纷上书弹劾我。这些自诩扶危济世的言官，调子一个比一个唱得高，言语一个比一个刻薄。我上疏里论述的事实和数据，他们一概无视，只知道引经论据，卖弄文才，却空话套话，与国事无济。”
说到这里，王云愤愤地一拍桌子，震得茶壶和茶杯都跳起来了。
“老师，请息怒！”
岑国璋连忙安慰道。
“老师，这些所谓言官，最是坏事不过。”他想了想，缓缓说道。
“故前盛朝之亡，一半要归在言官。大多言官都是新中进士，年少得意，毫不更事，也不考究事实得失、国家利害，随便看到个题目，便借题发挥，信口开河，畅发一篇议论，以此展露头角，邀名于世。”
听到这里，王云脸色凝重起来。
“而国家大事，被他们如此阻挠的不少。尤其当国事艰难盘错之际，得失牵扯过大，当事者本不敢轻言建树；但责任所在，不敢坐以待毙。苦心孤诣，好不容易寻得一条生路，稍有几分希望，千盘百折，正准备行事。”
“结果被那伙言官知道了，觉得有机可寻，便群起而讧之。朝廷以言路所在，又不能不示加容纳。于是大事往往半途中更，到最后一事不成坐看大势已去。长此以往，大臣各个求稳得过，苟且无事，国家前途，就这样一步步败坏！”
听到这里，王云闭上眼睛，长叹道：“我朝又何尝不是如此。”
“最恨这些言官，”岑国璋却并没有就此打住，而是继续说道，“遇事弹纠，肆言高论，盛名鼎鼎；可是放任地方，担起民生事责，各个畏手畏脚，一言一行不敢轻动，任由胥吏上下其手，蒙蔽弄事。糊涂一任后还自诩清廉刚直。”
听到这里，王云只能长叹一声，“空谈误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