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6年3月20日，汉洲，黑山城（今澳洲帕默斯顿市附近）。
一座形象古朴的自鸣钟摆在了工业研究院的案台上，形如西域浮屠，置架上自以银块填之，塔之下层，中藏铜轮,互相带动，外不得见。中层前开一门，有时盘如圆桶，正面有硕大圆盘，其间刻着“1”到“12”的数字，一长一短指针布于其中。
“每日时间误差大概有多少？”齐天欣赏了半天,然后转头问道。
“回王上,每日误差仅百之一刻,旬月间，也不过几息。”张硕忱恭敬地答道。
“甚好！”齐天赞叹了一句，“此座钟生产耗费有多少？”
“十余个工匠分力合作，半月间可做一台，耗费约两百八十汉洲银元上下。”张硕忱说道：“主要是其中小巧机件无法做到量产，尚需人工细磨。”
“王上，座钟制作完后，还需要一些时日校对，故而，有些费事费力了些。”旁边的吉坦然拱手说道。
张硕忱、吉坦然二人是一年前齐国移民船队在南京和苏州搜罗的众多精巧工匠的之一，来到汉洲本土后，登记工匠技术类别时，被工部官员发现他们两人竟然是钟表匠，立时将二人分配至黑山工业研究院，与两个来自法国的钟表匠一起研究制造钟表。
去年八月，一座巨大的钟楼出现在建业城市政广场，每过半个时辰,给城中居民准确地鸣响报时。不过,这座钟楼之上安置的报时钟,仍旧属于比较传统落后的重力机械钟。
随后，几个钟表匠人开始复制生产这个时期欧洲比较先进的摆锤钟表，即用弹簧代替重力，摆锤和游丝两者配合，使得钟表的走动更加稳定和准时。
如今，欧洲钟表业发展最好的国家，并不是后世的瑞士，而是英国和法国，他们已经可以生产制造许多高质量的钟表，为教堂、神职场所、王宫和贵族府邸提供各式精巧的座钟。
而中国重锤驱动的自鸣钟，最早见于王徵的《新制诸器图说》一书。该书所绘“轮壶图”就是这种机械钟。王徵结合中国机械钟报时传统将报时装置改为敲钟、击鼓和司辰木偶。当然，这一改就使王徵的设计比欧洲自鸣钟复杂得多。王徵还根据这种自鸣钟原理设计了钟机传动的“自行车”、“自行磨”。虽然它们并无实用价值，但表明王徵那时已经学会制造欧洲自鸣钟。
可惜，后来王徵到了汉洲，对蒸汽机爆发出浓厚的兴趣，反而将钟表研究给暂时丢弃了。直到路德维德给齐国带来了两个法国钟表匠，才使得汉洲开始研究制造钟表。
记得后世，在大清康熙年间，清廷内务府于宫廷内敬事房下设做钟处,置侍监首领一人，在端凝殿置兼自鸣钟执守侍首领一人，专司……并验钟鸣时刻。此后，做钟处逐渐扩大，工匠增多。不少王公大臣的府邸，均有自造的座钟，以彰显贵。
从欧洲机械钟传入之初，为适应中国人的计时制度，欧洲钟不得不在计时方法上作修改。表盘显示数字由欧洲一日转两圈的24小时制改为中国的一日转一圈的十二时辰制，显时盘上的罗马数字也改成汉字。在明万历十年冬(1583年初)，罗明坚送肇庆府“总督”一架带车轮的大自鸣钟，是迄今所知最早作计时制修改的例子。
而汉洲现在制造的时钟表盘上，除了部分钟表标刻汉字外，有的还标刻阿拉伯数字，以为直观使用。不过，钟表的体型仍显得较大，只能置于固定场所。
“以后，你们研究钟表的方向，尽量要实现小型化、精确化和耐用性。”齐天看着案台上那座笨重的自鸣钟，心中虽然比较欣慰，但还是稍稍有些不太满意，“另外，制造成本要尽量压低，若是能在未来某个时刻，你们研制的钟表能让普通富裕家庭可以买得起，那对我们齐国来说，或许就是一个大产业。”
“是，王上。”张硕忱、吉坦然二人躬身施礼道：“我等下去后，定要潜心研究，为王上，为我齐国，研制出更加实用和精准的钟表。”
齐国对各类工匠和学者专家的待遇极好，除了会分配一套独立宽敞的宅院外，每月还有丰厚的饷银，各种实物补贴，以收入来计的话，算是汉洲本土的中上阶层。更重要的是，在汉洲本土的所有工匠并不会按照大明那种模式实行匠户制度，每个人都与汉洲本土其他民众毫无二致，更没有所谓的匠籍和世代相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