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求仁得仁、终能名留青史，陈狩对魏国那份怨气，也随之消散了。
取而代之的，则是对自己未来的茫然。
他所跟随的桓虎，野心勃勃，仍在为窃取鲁国、成为鲁国的主人而努力，但陈狩对此却毫无兴趣，事实上他之所以跟随着桓虎，也只是因为他并没有其他的去处而已——毕竟他当年曾恩将仇报地袭击了魏王赵润的宗卫长沈彧，导致沈彧手腕受创，随后，又接受了桓虎的搭救，从商水县的监牢中逃脱，从此成为魏国通缉的要犯。
这才是根本，其次才涉及到桓虎的个人魅力。
『沈彧……』
合上手中的《轶谈》，陈狩走到城墙上，放眼望向滕城方向。
滕城那边，原本属于北亳军领袖向軱复辟的宋国，而如今，这座城池已经成为魏国的领土。
而微山湖，亦成为魏国湖陵水军操练战船、士卒的场所。
一想到魏国湖陵水军，陈狩心中便想起了一个人，正是他有所亏欠的沈彧。
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当沈彧受魏王赵润的命令，出任湖陵水军的统帅时，陈狩亦有所耳闻。
尽管他这些年都在关注沈彧，想知道沈彧当年手上的伤势是否痊愈等等，但得知沈彧抵达湖陵后，他却不敢前往拜会——他有胆量孤身行刺平舆君熊琥，却没有勇气单独面见沈彧，大概是他心中的愧疚所致。
『待杀了平舆君熊琥，再去向那沈彧负罪吧，将性命还给他，了却这场恩怨。』
陈狩暗暗想道。
但是，如何杀平舆君熊琥呢？
要知道，自从暘城君熊拓成为楚王之后，平舆君熊琥水涨船高，取代了前三天柱之一「邸阳君熊商」的地位，成为了楚国的新三天柱之一，并且，受楚王熊拓之名督慑整个楚西。
毫不夸张地说，在如今的楚国，平舆君熊琥乃是王下第一重臣，尽管论官职不及丞相溧阳君熊盛，但就实权、尤其是兵权而言，能少有人能与他相提并论。
想要行刺这样一位手握兵权的楚国重臣，若陈狩单凭一己之勇，怕是有去无回。
因此，他也再等待，等待有朝一日手刃仇敌的机会。
而与此同时，魏国的《轶谈》，亦已传播到齐国，率先在临淄泛滥。
平心而论，在魏国的这本《轶谈》中，倒是少有抹黑齐国的事，甚至于已过世的齐王吕僖，也被作为正面人物记载于书中，成为明君的表率，不像韩国，似靳黈、司马尚、暴鸢等将领，几乎都作为反面人物出现在书中，接二连三地被魏忌、赵宣、赵疆、姜鄙、伍忌等魏国将领击败。
尤其是前代郡守剧辛，小说家周初非常直白地揭露了剧辛当年企图屠城山阳县的丑恶面貌，极大地影响了韩国以及韩将的整体风评。
可即便魏国已‘高抬贵手’，但齐国似田耽、田武等将领，还是对这本《轶谈》很不满意，原因就在于这本书过于吹嘘魏国的将领。
似魏公子润、禹王赵佲、司马安、韶虎、伍忌、姜鄙这些魏将也就算了，毕竟这些位确实是非常了不得的名将或者勇将，可是，居然连百里跋、徐殷、朱亥、周奎、蔡擒虎都要吹嘘一番，这就未免有点过了——在田耽看来，这些魏将充其量只是合格的将领，根本谈不上什么名将。
更让田耽不渝的是，这本《轶谈》，居然没有记载他堂堂田耽的事迹。
开什么玩笑，他田耽，那可是能与魏公子润一较高下的齐国名将啊！
相比较田耽的牢骚与抱怨，齐国左相赵昭、右相田讳以及士卿管重、鲍叔等人倒是看得很透彻：魏国并非单单只忽略了田耽，事实上，像韩国的雁门守李睦、北燕守乐弈这两位足以与魏公子润一较高下的名将，魏国也刻意忽略了，根本未曾提及这两人。
至于原因，不言而喻。
“素来为人所轻视的小说家，居然还有这等威力……”
翻阅着这本《轶谈》，右相田讳感慨地说道。
在这个时代，几乎所有人都看不起小说家，认为小说家不配称之为“一门学术”，唯独魏王赵润眼光独到，拾起了被人所看不起的小说家，使小说家得以被魏国所用。
而如今的情况是，小说家的这本《轶谈》，风靡整个中原，一些说书先生，更是直接摘取《轶谈》书中的片段，变相地再次提高了魏国知名度。
就比如魏将司马安，这位派驻河西郡的魏将，就因为一则「百羊灭敌」的故事，名声传到了齐国，就连齐国的年轻人们，亦对这位魏国名将耳熟能详，使得司马安在齐国的名气，甚至于渐渐盖过田耽、田讳、田武、仲孙胜、东郭昴、闾丘泰、纪宓、邹忌等本土的将领，这简直匪夷所思——一部杂书而已，竟有这等威力！
值得一提的是，从《轶谈》这本书中，田讳等人也看出了那方方正正的印刷字体，也意识到了其中的不同寻常，但相比较《轶谈》这本书的威力，这部分被他们所忽视了。
魏国，已经变得过于强大了。
更要紧的是，魏国的强大，跟以往其他国家的强大不同，比如曾经的韩国，是以军队的强大而闻名于世，而齐国的强大，则在于这个国家的殷富，而如今魏国的强大，却俨然是全方位的强大，在军队的实力上超越以往的韩国，在经济方面则逐渐取代齐国之前的地位，甚至于，魏王赵润总能想到别人想象不到的高明主意，来使魏国变得更加强大，就比如这次小说家著写的《轶谈》。
不得不说，似田耽、田讳、管重、鲍叔等人，逐渐有点理解韩王然的心情了：魏国一时的强大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个国家仍然在持续强大，别的国家增强一分，魏国就增强两分，简直无懈可击。
对此，韩王然都几乎快被逼疯了。
而就在全天下仿佛都在讨论《轶谈》这部杂书时，魏国对这部书的兴奋，却逐渐归于平静。
倒不是说魏人突然间对这部杂书不感兴趣了，而是因为魏人的兴趣，被转移到由礼部刊印的一种名为「邸报」的杂书中。
原来，在见识到一部《轶谈》所带来的惊人影响力后，礼部从中受到了启发。
礼部官员认为，他们完全可以效仿小说家的这本杂书，也编写一部杂书，用来教导国人，劝人向善、忠君爱国什么的。
但遗憾的是，礼部的首次尝试失败了，他们编写的杂书，几乎无人问津。
后来礼部经过咨询才知道，原来国人对于他们礼部编写的杂书，根本不感兴趣——要知道小说家的那本《轶谈》，那可是生动地描绘了魏国的名人轶事，而礼部的杂书，却大多数都是摘取至《诗经》、《古礼》的大道理，这种书，别说平民百姓不会去看，就连自诩有身份的贵族，怕是也不会去看。
在得知此事后，赵润为之失笑：弄了半天，礼部还是不懂何为寓教于乐。
于是，赵润召来礼部尚书杜宥，给后者出了一些主意。
杜宥回到礼部后跟礼部官员一说，彼此都将信将疑，但最终，他们还是听取了魏王赵润的建议，又刊印了一本小册子。
这本小册子，只是记载了魏国近二十年的大事，既有外征，又有内治，按理来说应该是非常枯燥乏味的，但不知为何，反响却非常好。
事后，魏王赵润对礼部尚书杜宥说道：“杜卿希望增强国人对我大魏的忠诚，光是讲述那些大道理无济于事，最好能让国人知晓，朝廷这些年究竟做了些什么，其中又有那些与国内的民众有切身利益，如此逐步培养国人对我大魏的归属感，才能慢慢培养对国家的忠诚。”
礼部尚书杜宥恍然大悟。
此后，礼部主张刊印的这本小册子，就着重讲述朝廷的举措，比如哪里哪里开垦荒田，哪里哪里兴修水利，并且在这本小册子普及农田与水利的利害。
出乎礼部的意料，国民对这本小册子反而颇有兴趣，可能是因为在这个阶级制度森严的时代，其实底层的国民，也很好奇朝廷以及朝廷官员，每日究竟在做些什么。
而除此之外，在魏王赵润的授意下，礼部对于这本小册子，也逐渐放宽的尺度，并不排斥在其中摘取一些小说家作品中的片段，使得这本小册子的面向性逐渐增大。
到后来，礼部也逐渐在这本小册子中增加朝廷所推行的新政策，并在其中陈述利弊。
还别说，这还真逐渐吸引了一部分人。
除了魏王赵润外，就连礼部的官员也没有发现，借助小说家的作品以及礼部的这本小册子，朝廷逐渐开始引导舆论，潜移默化地向国民灌注朝廷希望见到的思想，引导他们去做某些事。
就这样，魏国迎来了魏兴安六年，在这一年，魏国的新都雒阳终于初步建成，魏国终于将告别旧都大梁，将都城迁移到雒阳。
而这是否意味着，魏国将迎来一个全新的局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