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袁崇焕取得了关宁大捷之后，明朝就将火炮的运用，一直定位于是守城利器，事实上袁崇焕的关宁大捷，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这一战中用火炮重创了努尔哈赤，使其伤重不治而亡。本身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从此以后袁崇焕本人也因此制定出“凭坚城，用大炮”的战术。也成为明朝军方的火炮使用原则，即使是在袁崇焕死后，这个战术原则也没有改变。
而这个战术的结果，也造成了明朝在最后二三十多年里，不仅一味追求大口径的重型火炮，忽视了中轻型火炮和火枪的制造和发展以及运用。而且在事实上，还将重型火炮的使用和发展，推进了一个战略误区。
事实上重炮的最大作用并不是在守城上，恰恰是攻城。
像红夷大炮这样的重型火炮，威力确实巨大，用于野战，则笨重不堪，运输不便，而用于守城，又因为这个时代黑**的功能不大，就算是使用霰弹，但杀伤力也只是集中在一个较小区域，作用也确实是有限。而且如果攻击方对城池进行长期围困，那有红夷大炮也没用了。
在袁崇焕死后，祖大寿守大凌河，守锦州的两战中，尽管明军都拥有大量的红夷大炮，但清军却釆用长期困守，围而不攻，围城打援等战术，结果这两次围城的结果都是以祖大寿粮尽援绝，最后投降而告终，结果是把大批制作精良的红夷大炮白白送给了后金而已。反而成为清军攻破明朝坚城最有力的武器。
因为红夷大炮用于攻城，却能够充份发挥它射程远，冲击力大的优势，用来攻击城楼、城墙可以压制城头的抵抗力量，轰击城门，又能为攻城的士兵打开缺口。根本就不需要再拿人命向城上填。一些原先看来无法攻克的城池，却都能攻克了。
在近现代战争中，自从有了火炮之后，就不乏有用重型火炮击溃敌军的防守阵地、城墙、要塞等，而取得胜利的战例，其中最著名的战例就是：在一战中，德军使用大贝尔塔巨炮，攻克了比利时的列日要塞。
这一点清人就非常清楚的，天聪七年，祝世昌给皇太极的一份奏疏里说：“自古攻守，全用火器，如鸟枪、三眼枪、百子铳、佛郎机、二将军、三将军、发炮之类，用之城上防守极好。若攻打城池，必须红衣大炮。”在崇祯十三年（1639年）的松锦之战，后来南明弘治二年（1646年）的扬州之战，江阴之战中，清军能够攻破城池，红夷大炮都起了重要的作用。甚致可以说，如果淸军没有红夷大炮，很难横扫南明。
商毅当然熟知近现代的战例和各种武器的运用，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都注意掌握主动权，因此在组建商家军时，就是以火枪和中小型火炮为主，但也不放弃重型火炮。但商毅并不把红夷大炮当守城利器来使，并且改进红夷大炮的炮车，尽量减少它运输的困难，因为这大家伙在攻城的时候，还是有大用处。
而这一次进攻汉阳府，就是商毅试验红夷大炮在攻城中运用方法的一个试验场。
十四门火炮连续不断后喷出火舌，发现怒吼，将炮弹无情的射向汉阳府的城墙、城楼、城门上。在连续七八轮轰击之后，城墙是中弹最多的，在汉阳府城门附近的城墙上，以经密密麻麻，布满了几十凹凸不平的大坑，而城墙上的裂纹，己是密如蛛网一般。
城楼同样也遭到了十几下炮击，墙壁被打裂出几个大洞，连屋顶都被砸塌了两块，城楼内的房间里更是一遍狼籍，己有二十多名士兵丧命。而汉阳城里的守军这时根本就不敢在城楼上站着了，纷纷向两侧退让，就连李定国和孙可望也退避到一边，整个城楼几乎就是不设防的。
其实火炮重点打击的还是城门，尽管这个时代火炮的精确度并不高，但因为距离近，目标集中，因此在每一轮轰击中，总也会有三四颗炮弹击中城门，因此六七轮下来，城门上也挨了二十几下，在城门上以经眀显的出现了四五处凹陷的地方。如果在城门洞里，看城门的背面，就可以发现，城门上以出现了多处地方木裂，而且门栓都以经弯曲变形了。
商毅一直在指挥车上看着炮击的效果，不得不说，红夷大炮确实是攻城的好武器，他看得很清楚，红夷大炮对城墙造成的伤害，要比佛郎机炮大得多。这还是自己只有四门红夷大炮，如果有四十门红夷大炮齐射，就是将城墙轰开一个缺口，也不是不可能的。这就是火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区别。
不过现在看来，轰开城门以经是时间早晚的事情了，因此商毅立刻下令，命一个营的火枪兵带着虎蹲炮，向城门推进，准备去抢夺城门，而另一个营的火枪兵沿城墙射击，清除两侧的守军。
“轰——”
又是一声巨响，两颗红夷大炮发射出的炮弹几乎同时击中了城门，本来就以经不堪重负的门栓终于应断裂,汉阳城的城门，左右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