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甥突然拿出一笔巨款捐个官，再突然上个疏说有矿，事情一顺，这背后之人的打算自然是浮出水面了。
开矿是好事，万历如何会不批，当下降旨，要宫中承运库太监陈增携带程受义，一同赴山东开矿。
陈增，万历九年入宫，其时拜的就是张诚名下。
因为知道程守义的后台，所以陈增对程守义极其巴结，明面上山东矿监是他，暗地里却是程守义主导一切。而程守义的身后，却是拖着一条北京的线。
陈增和程守义去的就是山东益都县。原以为奉旨开矿，地方必给方便，不想益都县令却看不起陈增这个太监，不屑与之交往。程守义大怒，暗地叫陈增强行开矿，于是陈增募了千余人上山凿矿，程守义亲自监工。
此举令得益地士绅都是不满，因为这矿监一到，益都的矿利便不再属于他们，自是群情激愤。再者，他们打听到背后之人是程守义，而这程守义从前不过是个白丁，沿街叫卖的货郎，现如今却仗着太监的势欺到他们头上，如何能忍得。
自来乡贤者，哪个肯叫个泥腿子盖了去！
于是士绅们群起至县衙告状，益都知县为了风评，不敢不从，上疏弹劾陈增贪横虐民，要求撤回矿监税使。程守义知道后，也叫陈增上疏，揭发县令和乡绅阻挠矿务，破坏矿山，且任职期间贪赃过万。
两方的奏疏是同时到的北京，不同的是，益都知道那边同时还有山东巡按和山东巡抚的联名奏疏，山东地方官员一致要求皇帝立即罢免矿监，撤回矿使。
这官司，眼下就落在叶向高手里。
叶向高并没有立即表态，因为前不久因为湖广和云南发生的商户暴动，矿监税使被害之事，引得皇帝以绝食相抗议。所以，叶阁老想过段时间再说，免得皇帝一时想不开，又要来逼迫他。
况且，他现在也是有求于皇帝的。
这个“求”便是阁臣增补的事。另外，还有一桩事，叶向高也很是头疼，那就是科道弹劾李成梁勾结建州造反的事。
两件事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但细心敏锐的叶向高却从中瞅出一丝隐线，一丝对东林极其危险的信号。
矿监税使是十多年前的旧政，当时东林党还未上台，因而归咎不到东林头上。但眼下当政的是他东林党，所以若是处置不当，令得皇帝不能再忍下去，势难说会不会归咎于他这独辅叶向高。
叶向高自忖他若下台，李三才又未能入阁，东林党这十年蒸蒸日上的势头肯定会遭到打击。若是入阁之人为三党之人，那恐怕又是如沈一贯当政时的东林人人自危的白色恐怖了。
而李成梁这件事，牵扯的又是他东林党对边事的政策。历来，东林党都不主张将国力和精力过于用在边事上面，对边事以求稳求妥求无事为主，一反早些年动不动就调动大军发动战争的国策。能拉拢的就绝不往外退，能安抚的就绝不逼反，能用钱解决的就绝不用刀解决，能用官位摆平的就绝不用所谓大义压人。
之所以如此，却是三大征以来，国库的确为此耗尽历年库藏。国家无钱，若有边事，大军一动，就是万千钱粮。钱粮从何而来？
以当今天子的精明性格，断然不会开征什么农税以弥补国库不足，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矿监税使在全国各地折腾嚣张了。
真要动了大军，皇帝的眼睛会盯在何处，东林上下心知肚明。还不是与民争利么。
他们代表的就是民之利，自是不能容皇帝与民争利。但有些话又不好放到台面上讲，总不能对皇帝说你穷一点不要紧，只要我们富就行。国退民进，不是什么体面事。
因而，如黄老般的无为之治，最是适合东林需求。国家无事，自是不需多少钱粮运转。皇帝老实呆在宫里，自是没地方折腾。朝廷大小事务，都由臣子们替你解决，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叶向高是贫民子弟出身，但不表示他这位独辅就是穷人了。自他考中科举那一天，他就不再是贫民了。自他为东林魁首那日起，他代表的也不仅仅是他叶向高，而是身后的数万东林党人了。
没有东林党的鼎力支持，没有顾宪成、李三才他们的大力帮助，也不会有今日的福清相公。
所以，于公于私，叶向高都不能让李成梁失势。李成梁在一日，辽东就平安一日。辽东平安一日，国家就无事一日。国家无事，自是不必有什么钱粮。
矿监税使折腾的再厉害，相对于大军出动而言，总是九牛一毛。这账，叶向高算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