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赵昺刚来到这个世界时，也以为如此，事实上在他掌政琼州的初时也是这么干的，一地主政官员就几乎包揽所有诉讼。这其中自有手下缺乏可用之人的缘故，更多的还是不懂，而随着政局稳定，行朝的迁琼，他才发现宋时已经有了司法专业化的构架，已经建立起一个专业、专职的司法官员队伍来处理司法事务了。
州郡一般会设有三个法院：当置司、州院与司理院。有些大州的州院、司理院又分设左右院，即有五个法院。当然一些小州则将州院与司理院合并，只置一个法院。每个法院都配置若干法官，叫做录事参军、司录参军、司理参军、司法参军。主管当地置司的推官、判官，他们的主要工作也是司法。他们都是专职的法官，除了司法审案之外，不接受其它差遣，即便是来自朝廷的派遣，也可以拒绝。
此外随着各级机构的完善和建立，赵昺还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近现代出现的司法考试，其实在宋时已经出现，也就是说宋朝的司法官在获得任命前，必须通过司法考试，只不过叫做‘试法官’。考试由大理寺与刑部主持，两部相互监督，以防止作弊，并接受御史台的监察。
试法官每年举行一次或两次，每次考六场，其中五场考案例判决，一场考法理。案例判决必须写明令人信服的法理依据、当援引的法律条文，如果发现案情有疑，也必须在试卷上标明。考官逐场评卷。考试的分数必须及格，且标准很高，绝不是六十分就行的，且对重罪案例的判决没有出现失误，才算合格。
可惜的是宋人开创的高度发达的司法体系，以及司法专业化的历史方向，并未为后面的朝代所继承，元明清三朝的司法制度，退回到非常简陋、粗糙的状态。，府县的司法完全由行政长官兼理。长官力不从心，只好私人聘请刑名师爷襄助。
所以《三侠五义》中的公孙策，其实就是清代艺人根据当时的刑名师爷形象塑造出来，宋时并没有公孙策这一号人物，宋代的州府也没有所谓的“师爷”。师爷，乃是行政幕府制度发展到明清的产物，又称“幕友”。而宋朝历史是军政幕府虽然还有保留上，却是唯一一个不设行政幕府的王朝。说明宋朝已经在地方建立了专业化的行政、司法机构，当然不需要行政幕府赞襄了。
“包公戏”中的包拯，是集侦查、控诉、审判、执行四权于一身的权力大的吓人的超级法官，一桩案子，明察秋毫的包公往往当庭就问个清楚，然后大喝一声“堂下听判”，义正词严地宣判后，又大喝一声“虎头铡侍候”，就将罪犯斩首了。以此类推，既然有了专业的司法机构，那么肯定就不会出现这种程序性错误了。
宋朝的国家制度设计上讲究的是分权与制衡，在司法制度上一样也得到体现，因此太祖立国时就建立了一套非常反说的司法程序。
首先，侦查与审讯的权力是分立的，宋代的缉捕、刑侦机构为隶属于州、路衙门的巡检司，以及隶属于县衙门的县尉司，合称“巡尉”，相当于今天的警察局，其职责是缉拿、追捕犯罪嫌疑人，搜集犯罪证据、主持司法检验等，但按照宋朝的司法制度，他们不可以参与推勘，更不能够给嫌犯定罪。宋初的一道立法规定：“诸道巡检捕盗使臣，凡获寇盗，不得先行拷讯，即送所属州府。”
案子进入州府的庭审程序之后，先由一名法官审查事实，叫做“推勘”。这位推勘官将根据证人证言、证物、法医检验、嫌犯供词，将犯罪事实审讯清楚，能够排除合理怀疑。至于犯人触犯的是什么法，依法该判什么刑，他是不用管的。被告人画押之后，便没有推勘官什么事了。但如果审讯出错，则由他负责任。
这一道程序走完，进入第二道程序。由另一位不需要避嫌的法官，向被告人复核案情，询问被告人供词是否属实，有没有冤情。这道程序叫做“录问”。如果被告人喊冤，前面的庭审程序推倒重来，必须更换法庭重新审讯。这叫做“翻异别勘”。如果被告人未喊冤，那进入下一道程序。
案子的卷宗移交给另外一位独立的法官，这名法官将核查卷宗是否有疑点，如发现疑点，退回重审；如没有疑点，则由他根据卷宗记录的犯罪事实，检出嫌犯触犯的法律条文，这叫做“检法”。推勘与检法不可为同一名法官，这就是宋代特有的“鞫谳分司”制度。宋人相信，“鞫谳分司”可以形成权力制衡，防范权力滥用，“狱司推鞫，法司检断，各有司存，所以防奸也”。
检法之后，将案子移交给一个判决委员会。判决委员会负责起草判决书，交委员会全体法官讨论。若对判决没有异议，则集体签署，将来若发现错案，所有署名的法官均追究责任。这叫做“同职犯公坐”。对判决持异议的法官，可以拒不签字，或者附上自己的不同意见，这叫做“议状”，日后若证实判决确实出错了，“议状”的法官可免于问责。
判决书必须获得全体法官签署，才可以进入下一道程序：送兼任法院的首席法官的知府或知州做正式定判。首席法官定判后，还需要对被告人宣读判词，询问是否服判。这时被告人若称不服判，有冤要伸，那么将自动启动“翻异别勘”的程序——原审法官一概回避，由上级法院组织新的法庭复审，将前面的所有程序再走一遍。原则上刑案被告人有三次“翻异别勘”的机会。
这才是标准程序，但还不算完，被告人依然有‘伸冤’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