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初年，随着绍兴和议的达成，高宗在朝政趋稳的形势下，也意识到书院已经有逐步取代官学之势，且流派繁多，学派林立进而引发朝局的稳定。”王应麟言道，“高宗皇帝再次倡儒，以之为正统，重建官学，恢复郊祭，修寺观、尊神明、立皇权。试图提倡确立国学正道，以消除民间邪教。”
“不过此时书院已然成为学儒的主体，理学渐居上风，得到了很好的普及与弘扬。后被确立为官学，但与官学主流意识形态发生冲突和斗争，以致盛极而衰，被执政者定为伪学。此后虽有恢复，但以大不如前，反而成为持不同学说者党同伐异相互攻击的工具，以致朝堂动乱，太学生为奸佞引入歧途。”
“嗯，正是如此！”几人对其所言深以为是，皆点点头。
“朕也以为，太学生动辄就搞伏阙上疏之事，是有些朝臣正是看出他们年少轻狂，敢于直言的弱点，对他们加以利用。不过朕以为受蒙蔽者终是少数，毕竟只是支流。纵观我朝百年间太学生干政，总还是功多于过的。”赵昺言道。
他此时已经意识到众臣对自己对学乱进行打压还是持保留态度的，但是他也知道理学官学化以后，在政治权益方面，知识分子似乎争取到了一定的话语权，获得了某些自己所追求的东西；但在思想的创新度与开放度上，却饱受官学化胜利后所带来的负面后果，而他们也欲强制推行自己的政治观点，从而引发反弹，导致盛极而衰，开始走下坡路。
士子一方面，由于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约束与干预，士大夫知识分子在言论自由度上，反而大打折扣；另一方面，理学由于受到官学优越感的左右，他们也习惯压制思想政治上的不同声音。而太学生们也要做“无官御史台”，“言侍从之所不敢言，攻台谏之所不敢攻”，干预朝政。
但就当时太学生的构成而言，富贵人家子弟占有相当比例，在污浊的政治环境下，他们热衷于高官厚禄者为数颇多，太学生队伍中个别受人贿赂褒贬不公者有之，见风使舵者更是屡见不鲜。有些执政大臣也看门道，学会了使用通过太学生左右舆论的策略，最突出的就是两个奸相秦桧和贾似道。
“陛下的评价十分中肯和实际，此次学乱背后亦有人挑动，但据臣所查朝中官员并未涉及，而是士绅从中挑唆。”陆秀夫言道，“蒙元占据江南十余年，他们重利轻儒，官学皆被废弃，士子只能入书院求学。而各地相阻，加之蒙元多年为开科举，书院之间的交流也基本断绝，形成故步自封，闭门造车的氛围，导致各学派之间成见愈深。如今我朝重归江南，但形势已变，儒士们却仍以旧时观念视之，冲突也就不可避免。”
“陆相分析的极是，朕曾多次说过，以儒治国是大宋的根本，这个不会改变。但是朕也数次强调，若是士人不思进取，抱着旧时的规矩不放，也必将被新兴的阶级取代，为历史所淘汰。”赵昺言道，“现下江南儒士的主要问题就是因为朝廷的缺位，导致思想混乱，道德水平衰退。所以朕以为要分成数步走，来改变现状。”
“请陛下明示！”几个人施礼道。
“首先要恢复官学，确立确立官学的正统地位，构建新的教育体系，使得士子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其次要对百姓进行宣教，使他们明白什么大义，并以此作为人人遵守生活的准则，自觉约束个人行为和集体行为；另外朝廷要对书院进行规范，禁止传播不利于国家稳定、各阶层团结和社会进步的言论；此外，要尽快完成律法的编修，作为规范行为的规范。”
“陛下，现在我朝尊儒，但学派众多，又以修习理学者最众，如何加以规范呢？”应节严问道。
“朕认为提倡的道德观不能是某个学派的观点，而是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人们在共同生活中的行为准则和规范，也就是整个社会绝大多数的共识，而非维护少数人利益的规矩！”赵昺言道。在前世，他可以说从幼儿园就开始接受道德规范的教育，上学后的每个阶段又有专门课程加以强化，更是各种考试的必考项目，想记不住都不能，所以张口就能说上一套套的。
“嗯，陛下言之有理，如此才能求同除异，为天下人所接受，实现大同！”陆秀夫听了也是精神一振道。而在座众人也是齐齐点头，表示赞同。
“朕以为当前的道德观是以儒家提倡的为主，但历经千年不断的发展，并借鉴其他宗教的精髓，形成以天下为公的道德理想，忠恕之道的道德原则，中庸之道的道德规范。我们可以加以细化和补充，以形成可为各阶层接受的总规范！”赵昺言道。
他这话说的毫无毛病，即便是现代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道德观仍主要是指以儒家为正统的传统道德观，虽其精华和糟粕并存，可今天仍代表着礼仪之帮的中国传统文化。儒家要求人们按照中庸之道行事做人，不偏不倚、平平常常仍然是中国人的为人处世的准则。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任能，各得其所，各尽其力也是儒家的道德理想。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正是儒家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实现其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的基本途径。这些观点放在此刻当然也不会有违当下人的共识，更能为世人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