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言之，谋士也是在为君主、帝王打工，所以在考虑问题之时，谋士时常会以自身为出发点。因而也可以说谋士执着的并非江山社稷，而是实实在在的利益。但出于保护自己，在君王问策之时，往往会提出上中下三策。
既然有三个选项，那么君主就有选择的余地，如果君主选择了一个，而恰好印证了印证的结果，那么谋士也可以自圆其说，如此一来，就比只出一个主意的风险低了不少。然而，事实上，作为君主并不在乎所谓的上中下所代表的意义，在一位明智的君主看来，一个主意也好、三个对策也罢，只要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对自身有利，就可以采纳。
某种意义上说，决策的成败，一方面在于谋士的才能和忠诚度，另一方面，则在于君主的谋略和判断力。但刘因清楚自己的身份尴尬，他虽入宋营，但他的身份仍然是元人，且是戴罪之身。南朝皇帝向自己问策，可能是一时兴起，也可能是对自己的考察，对答不当就有性命之忧。
而他在行营中待了这么长时间，从周边人的口中对南朝皇帝也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想其年仅六岁就开府建衙，虽有僚臣在旁辅佐，可却能将他们笼络在自己周围，并亲临战阵，屡败蒙元追兵，在琼州站稳了脚跟。
随后仅一年，南朝皇帝又在国势几无逆转的余地下继承皇位，却能凭着自己的能力收复行朝众臣和诸军，击杀强敌张弘范回到琼州。想其在年少时就颇有勇略，又有超出常人的聪慧，否则早被权臣们架空，成为一具任人摆弄的傀儡。
刘因也曾听南朝皇帝身旁近臣口中听闻，当初虽说是太后监国，其实其已经掌控了朝局，一切事务皆决于其手。以后的事情自不必多言，其整军备武，韬光养晦力量，一举收复江南，力排众议两次北伐打到了大都城下。
如此可见南朝皇帝对权力的掌控和国家的控制力及对形势的把握之强，想要让如此一个人能够正视自己，采纳建议，刘因怎敢轻视，再说他虽抱着必死的决心进宋营，却也不想就这么无声无息的去死，还想要为天下百姓争一个能够安居乐业的和平世界。
“除恶务尽，北地游牧民族乃是历朝历代之大患，我朝便深受其害，只有将他们尽数除去，才能免除边患，永保太平世界！”赵昺当然知道远征草原的代价，那不仅仅是付出倾国之力后，就能够做到的，但他也想看看刘因的看法，是不是为了自己的声名，不惜劝君王采用不计后果的策略。
“陛下，大汉遣兵数次深入漠北，在卫青及霍去病等名将的统帅下发动了一系列战役，虽然大捷，付出了数万人的伤亡、十多万匹优良战马的损失，使得国力耗尽，百姓贫苦。可即便将匈奴远逐，依然有其他蛮族不断崛起，扣关犯境，劫掠边城，终汉不能禁止！果不出所料，刘因还是坚持将后果说明道。
“入唐初期，国势强盛，诸族臣服。但武后乱政，吐蕃不断袭边，玄宗继位后一改武周以来对吐蕃缩短战线、采取守势的策略，把吐蕃作为头号对手，不计代价的进兵，也就是杜甫所言的“武皇开边意未已”，最终在青海湖流域和西域都压制住了强敌。”
“但为了应对无限增长的边事开支，唐玄宗不得不任命宇文融、李林甫等人大规模清理隐户，同豪强士族争夺人口，把官方掌握纳税户口从他继位初期的三百多万户增加到天宝末年的八百余万户，但也因此导致朝堂内争不断！”
“嗯，从结果来看，玄宗征伐吐蕃在战略上确有失误！”赵昺点点头道。
他清楚这段历史，说白了还是钱闹的。如何应对不断上涨的军费开支，成为人事变化和政治斗争的主线，李林甫、杨国忠相继受到重用的一大原因，就是他们能满足唐玄宗对吐蕃战争中不断扩充的财政需求。
但这也意味着他们无法干预玄宗皇帝的扩张政策，在战略领域是完全被动的，只能跟在疯狂膨胀的支出后面修修补补。只要皇帝的扩张政策不变，即使没有安禄山的叛乱，他们也迟早会有修补不下去的那一天。而吐蕃虽然被压制，也没有真正被削弱，反而在安史之乱爆发后加快了扩张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