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和版权收入只是人类社会和科技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个论断是显而易见的在没有印刷术的时代，根据对古籍记载的考证，我们可以看到，无论中外的古人，都是没有给文章创作者‘版税’的习惯的。
一个两汉魏晋南北朝的文人，写了一本书，被别人抄录，只要借走就能抄。卖书的人也从来只考虑纸张笔墨和抄写的人工成本，不会考虑版税支出。同时期的欧洲神父或者中东阿hong传播经文、翻译运动，也是一样。
总的来说，是因为在那些时代，完成知识传播这项服务的全过程中，‘创作’并不是最稀缺的一环，把一本书变成一万本，复制的成本比创作高得多，所以创作成本被人忽略了。只有毕和古登堡之后，印刷术让复制成本大幅下降，以至于创作变成了知识传播过程中相对最稀缺的一环，人类的法律才发明出了‘著作权’和‘版税’这些概念，以促进创作。
未来，随着垃圾信息的爆炸、部分咨询的不值钱，乃至更可能是读者越来越自恋、越来越因为互联网的扁平化而不愿意看权威、甚至是读者和作者的混同。‘创作’这个环节完全有可能重新变得‘不再是知识从人脑到人脑的服务链’中最稀缺的一环，那么对创作的法律保护基础渐渐单薄，也是完全有可能的马克思告诉我们，一个人的价值，和他能提供的使用价值‘几乎’没什么关系，主要和这个人的稀缺性或者说不可替代性有关系。”
冯见雄最后这段话很有鞭笞的力度，虽然他篡改了马克思的原话。
马克思只说不稀缺的物下贱，却没说不稀缺的人不值钱。
但冯见雄这么一改，却战斗力爆棚，很有大喷子的挑衅感。
加上是交叉提问环节，每一次交替发言的机会都很珍贵，他也不怕对方把第三问浪费在纠正这几个无伤大雅的字眼上他知道正方辩手不会这么干的。
如果是在自由辩论环节的话，他是绝对不会耍这种小辩论技巧的。
满场观众或报以掌声，或细细咀嚼，反思他的话语，都觉得脑洞大开，如同看了一篇角度奇特的《魔鬼经济学》。
“哇~看起来反方二辩……嗯，冯见雄同学非常渊博呢，对于一个对方提出的事例分析型问题，都能如此旁征博引，真是不简单。我们也可以注意到，随着互联网咨询传播的进一步普及，现在的新生知识面真是一年比一年广了。”校台女主播丁理慧也不失时机地穿插点评了几句。
观众的反应，让正方提问者更加动摇了。
他手上的问答提纲，根本组织不起前后呼应的节奏，只能是每个问题各自为战。
他一咬牙，决定铤而走险一条道走到黑。
把自己的最后一个提问机会，也用来赌对方的知识面、赌对方前一个回答中的个别反例。
搞法律的人，擅长价值判断。
搞传媒的人，擅长事实判断。
这个铁律，是新传院这边辅导老师在赛前反复灌输给他们的。
所以他们得到的指示，一直都是“如果构建理论体系打不过法学院的人，那就举奇怪、歪门的事实反例，浑水摸鱼。”
“对方辩友刚才大谈炎炎地武断说‘印刷术发明之前的古人，没有版税或者说稿费的概念’，那我倒是想请问对方辩友，北宋王安石在《临川集》的序言中层提及几件佚事，说早年有同僚求此书抄录散播、欲赠‘润笔’，被其固辞。
如今研究文艺复兴史的很多史料也提到，早在古登堡发明西方近代印刷术之前，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领主，就有给诸如波提切利等为主的艺术家文集/画集以稿费。对于这两种‘稿费’的存在，你又作何解释？这不是明显和你刚才的论断相反么？”
面对卖弄见闻的猪队友，新传院的两位牛逼选手脸色彻底黑了。
刘瑾惠在内心吐槽道：“就算证明对方刚才的问题答错了，又怎么样？这简直是在为对方的辩题努力啊！这厮下次比赛绝对不能让他上场了！如果我们赢了，还有下次的话。不过这个问题倒是很刁钻，这些例子对方肯定没听说过，也不好辨析。罢了，就赚个印象分吧。”
卢峰更是暗暗自忖：“果然这种只有知识广博、理论体系却不够严密的杂家，根本不该放到辩论队里来。这种人只会在事实判断上找别人没听说过的刁钻角度进攻，一旦对方见识渊博，简直就是送人头啊！可惜，我们搞传媒的，最多的就是这种人。”
可惜，刘瑾惠和卢峰立刻就要失望了。
因为他们连“即使证明对方答错了，也于事无补”的机会都捞不到。
冯见雄连比赛效果这种皮毛，都不想输给对方。他就是这么霸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