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咳咳……冯同学，注意你的语气，大家讨论问题嘛，虽然你一直都说得很有道理，也没必要那么咄咄逼人。”顾教授虽然很支持冯见雄的观点，但也不希望他失了礼数，不由提醒了一句。
“对不起，顾教授，刚才是我一时激于义愤，急于伸张正义，所以语气急切了些。”冯见雄不卑不亢地解释了一句，然后转向付成才，吊打道，
“照你的逻辑，你遇到一个义士，做了一件义举，然后你上去称赞一句：‘哎呦你好有道德哦，您是被道德感召的楷模！’那他就一定应该感谢你咯？荒谬！信不信有些人就是会一耳光扇死你！”
冯见雄说到这儿，稍微收敛了一下，请示了一句顾教授：“教授，我很想证明这个观点，需要讲一个故事，可能有点长，如果你不嫌我嗦，那我就证明好了。”
“请便。”顾教授也颇感兴趣。
“好的，”冯见雄清了清嗓子，侃侃而言，“我们假设，付成才同学，成功穿越回到了500年前的德国啊不，应该说是神圣罗马帝国。
那一天，一个名叫费尔南多的、常年在弗兰德斯地区香槟大集市经商的外国商人，经过美因茨大教堂，找年轻的教区主教告解。
他拿出一打前几天刚刚从负责整个神罗帝国教区的大主教冯.勃兰登堡那里买来的赎罪券，对教区主教马丁.路德说：我经常经商欺诈，放高利贷，还弄得人家破人亡过，心里不安。所以我买了赎罪券，但还是不安，你安慰安慰我吧……”
冯见雄的例子说到这里时，顾教授忍不住就微微一笑，似乎颇有默契。
他不是学历史的，但对这段故事还是很了解的。
因为他平素最喜欢拿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让学生写论文、读后感。而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是1644年诞生的，当时正处于三十年战争（1618~1648）.
三十年战争的本质，就是一场新教和天-主教的决裂战争。战后所有德意志邦国不得不选边站队，支持其中一种。
而“出版自由”的权利，正是新教胜利的产物。而新教产生的渊薮，则是1517年的马丁.路德宗教改革。
所以，冯见雄这个例子，着实挠到了顾教授的痒处，一阵阵共鸣的心有戚戚焉。哪怕他再不学历史，也不可能不学这段历史。
只听冯见雄继续往下讲：
“马丁路德肯定要问费尔南多：那你有没有真心悔改呢？以后还会不会继续放高利贷，继续为了逼债为富不仁弄得人家破人亡呢？
费尔南多想了想，就说：高利贷肯定还是得放啊！不过我下次再生意欺诈犯下罪，我再掏30佛罗林买一张赎罪券好了！
马丁路德当然会让他滚。
费尔南多则会指着对方的鼻子大骂：老子是从你的上司、大区销售总监冯.勃兰登堡大主教那里买的赎罪券！老子今天来找你不是求着你，是来找你售后服务的！
然后马丁路德就甩手不干了，回去写了《95点纲要》，往美因茨大教堂的门上一钉，求冯.勃兰登堡大主教喷战哦不是论战，从此把数百万民众从欺世盗名的赎罪券中解脱出来，功德无量”
冯见雄说到这儿的时候，恰到好处地转向付成才，然后用设问的语气揣测：“想必，如果付学长穿越回500年前，亲眼、就近看到这一幕，一定会走上去，对马丁路德先生恭维道：路德先生，您真是一个德行高尚的人，敢于揭发丑恶、弘扬义举是不是这样？”
付成才完全没抓住故事的重点，眼珠子瞎转了半晌：“这……这有什么问题么？”
“那真是太可惜了因为这样的话历史上已经有人对马丁路德先生说过了。如果你也去这么干，换回来的下场估计也就是被路德先生扇一耳光，然后回敬你一句：mmp！我是受到了天启！每个人只要虔诚，都可以从内心自发感受到主的意旨，而不需要假手于腐朽！
我今天做出的一切决断，是因为我就感受到了那种天启的投射，而你竟然侮辱我说我是基于人类的德行才这么干的？信不信我扇死你？”
新教伦理在接受神启这个问题上，和天-主教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前者认为神的启示是虔诚者可以自发感受到的，而后者认为你必须通过教会的“点化”（暂时用这个词）。
以马丁路德的脾性，遇到这种情况还真会这么干。
虽然冯见雄的讲故事方法非常风趣随便，但是在区区几个人的场合，话题效果却是出奇地好。
尤其是让顾教授100%接受了“道德并不就比信仰高尚。反正只要是行义举，只要内心却是是想要行义举，基于何种具体动机并没有优劣之分”这个观点。
很多人因为信仰而干好事，你说他因为道德而干好事，人家说不定反而跟你急呢。
付成才最后一个对冯见雄人品的攻击点，也被冯见雄反杀得人仰马翻。
可是，冯见雄怎么会轻易放过这条落水狗。
任何主动挑衅者，都必须下重手震慑。
“你没话说了？行，那我也说两句那天的场合是什么？是辩论赛。辩论赛的观点，是双方抽签决定的，不是我挑的，甚至都不是我本人去抽的。这是一种锻炼口才和思辨能力的场合，居然能被扯上政治正确，你这人得是有多敏感？
如果当时让我抽到反方的辩题，‘温饱不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信不信我一样能赢？我试图让某一方赢，和我自己本人的观点、政治倾向，有一毛钱关系么？不管抽到了什么题，为了竞技精神，本来就该穷尽一切合法手段争取胜利，这有错吗，还能跟人品联系起来？按照你的逻辑，律师为嫌疑人脱罪，倒是在同情罪犯了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