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二年年底的最后一份大宋周报，除了刊登了关于清丈田亩的进度，在显眼的第二版版面上，上面刊登了一个看似普通但却足以引人注意的案件。
永兴军路有一户农户，在夏收之后举家投水自尽，其中还有一个不足三个月的婴儿，全家十来个人三代全部丧生。
这个新闻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
因为今年的年情很好，很多地方都大丰收了，尤其是永兴军路的小麦更是大丰收。
再这样大丰收的情况下，为什么农户还要想不开呢，难道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于是很多人想大宋周报咨询。
大宋周报见状赶紧予以正面的回应。
在熙宁三年的第一期中，大宋周报赶紧将这个新闻的后续给续上了。
根据报道，在这个大宋周报当地的记者得知了这个情况之后，也是心生好奇，去做了实地的采访。
经过多方的采访，原来这家农户是因为缴纳不起这一年的赋税了。
这家农户家主的父母已经老迈，已经没有办法下地干活了，而他的妻子生完最小的孩子之后，因为生育的问题，一直卧病在床。
而其他的子女都还小，基本上帮不了太多的忙，农户主一个人忙里忙外，终于得到了好收成，但在缴纳田税的时候，却发现，他的收成连田税都交不上！
于是又很多人好奇了，为什么丰收的时候，却连田税都交不上呢？
记者也是颇为惊诧，经过查访，原来正是因为丰收的问题。
朝廷虽然有防止谷贱伤农的举措，比如包拯担任三司使的时候，就在丰年的时候由朝廷收购粮食，价格是比价有保障的。
但新上任的三司使却没有沿袭这个政策，于是在大家都丰收的时候，小麦的价格直线下跌。
大宋的田税并不统一，有的地方缴纳实物，有些地方却是缴纳银钱，至于是缴纳实物还是银钱，就随收税人员的心情了。
问题就出在这里了。
这家农户除了种植小麦，还种植了一些大豆，而种植小麦的田地，在报备的时候是报的种植大豆的，于是收税的人员就按照大豆来算的。
但今年的大豆恰好歉收，所以价格很高。
问题来了。
永兴军收实物，所以并不能用小麦去代替，所以农户必须缴纳大豆，小麦价贱，而大豆价贵，农户必须卖了小麦，然后买大豆缴税。
于是，他卖了小麦之后，发现就算将所有的钱都拿来买大豆，都不够缴纳大豆的税赋。
这样一来，他就算将所有的小麦都卖了，自己一家都饿着肚子，也填不上窟窿。
这让他们怎么活？
于是农户和收税人员商议着用小麦来计税，这样缴纳完之后，他家的小麦还做够度过一年的。
但收税人员拒绝了这个提法。
于是农户又请求能不能按照平时大豆的价格来缴纳，收税人员又拒绝了，强硬要求必须缴纳大豆实物。
至于收税人员为什么拒绝，是因为收税的人员就是当地的大地主。
大地主很多时候就是承担收税任务的人，这个差遣每年都会替换。
而这个大地主正好今年轮到他收税了。
这个大地主相当有经济头脑，大豆价格贵，他就盯着大豆收，反正无论你种什么，既然是大豆田，那就一定要缴纳大豆，还不能按照平时的价格，就要求你缴纳实物。
而他的猫腻是，他可以和县衙的人勾结在一起，将大豆田修改成小麦田，这样就可以用价格低廉的小麦去缴税。
而大豆转手一卖，就是好几倍的利润，这样，他和县衙的人一分，能够挣得钱就多了。
不过他们是开心了，这个农户却连田税都交不上，更别说什么留些粮食来果腹了。
于是绝望的农户就带着年老的父母，卧病在床的妻子，以及几个年纪不大的子女，统统投了河！
根据大宋周报的探访，虽然遭遇这么惨的农户不多，但又不少农户不仅挣不了钱，甚至在丰收的时候亏损情况并不少见。
这个新闻点额后续一出，顿时舆论哗然。
大家都纷纷谴责地主的为富不仁，认为地主这么做实在是将人闭上绝路，实在是太过于可恶。
但没有人意识到深层的原因，这时候有一个化名周树人所写的文章被登上了大宋周报。
周树人认为，地主的做法的确不妥，但根本原因却是因为税法的问题。
大宋的税法没有规定是缴纳实物还是缴纳银钱，而且还对田地进行区分，这就让基层收税的人员有了很多钻空子的机会。
基层收税人员管用的伎俩是在实物昂贵的时候收实物，实物价格低廉的时候按照平时的价格收银钱，他们就可以从中牟利。
而且，这不是农户唯一要承担的，农户还得承受其他的义务。
大宋的税赋并非唐代的两税制度，而是所谓的租庸调。
所谓租庸调，便是对田地有租，对民众义务服役、修建道路、维修水利工程这些属于庸，而对于一些地方的特产，比如茶叶、糖等等，都要当地的民众摊派。
不仅如此，还有很多是地方官府自己设置的种种摊派，各种苛捐杂碎层出不穷，这样一来，民众要承担的东西就太多了。
而当地的豪强则是不需要承担这些，还可以一起参与到瓜分利益的集体之中。
这样底层的农户只会越来越穷困，这样的惨剧也绝对不是第一次发生。
所以他建议，要让底层人民活下去，就得改革税制。
他提出几个建议。
一是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
二是官收官解，使征收办法更加完备，不能将收税的权力下放给地方豪强，以免他们鱼肉百姓。
三是废黜一切苛捐杂税，除了商税以外，其他的摊派都不允许再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