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从业人口大量转移到海外，或者进入城市谋生，使得乡村人口大为减少尤其是黄河上游水土流失严重的陕北地区，几乎被迁徙成了无人区。
在迁徙人口的同时，大量的劳改犯以及对外战争的战俘被运送到这里进行植树造林，种植的树苗除了考虑防风固沙，保持水土流失的问题之外，还要兼顾经济利益。
陕北气候干旱，日照时间长，生产的水果口感甘甜，延安的红枣就是一大特产。
随着华夏的统一，西北干旱，以及西南群山中的人口不断向外迁徙，一些山高皇帝远的土司部落与官府之间的矛盾日渐尖锐。
官府用优厚的条件，不断吸引各个土司部落百姓下山选择去更加舒适的平原地区生活，没有了普通百姓给土司头人创造利润，这些头人靠什么享受优渥的生活。
于是！
各种诋毁官府的谣言在各个土司部落传开，让一些不知真相的百姓对官府避之如蛇蝎，然而谎言终归是谎言，在已经下山的百姓现身说法之下，头人们的谎言终归是纸里包不住火。
一些不甘心自己富贵日子就此衰败的土司头人，开始互相串联，想在西南的大山里给华夏官府致命一击，可惜的是，华夏官府以及军队根本就不进大山。
就在大山各个要道布置兵马对大山内的土司施行经济封锁，山里的土司若是不与平地上的汉人交易，连吃饭的油盐酱醋都无法满足。
尤其是食盐更是人体必需品，没有食盐山里的山民如何能够干重活。一些无法忍受山里苦日子的山民，不顾土司的阻拦，一批批拖家带口的逃下山向官府投诚。
土司们也尝试着向山下突围，打破官府的封锁，然而缺衣少食装备破烂的土司武装怎么可能是装备精良的官府军队的对手。
每一次下山突击不过是给官兵增加几分功绩，实在受不住封锁的土司们，一个接一个地选择了投降，有强力的军队和充足的财政做基础，华夏在西北的植树治河，在西南的改土归流都进行的非常顺利。
郑经很清楚，不趁着他还活着的时候，将这些难题全都做了，等到子孙继位，利益集团成长起来，再想推行这些影响后世几百年的国策会难如登天。
可是随着新政不断的推进，新政在西南显露出了弊端，那就是人口少了之后，国家对于边防的投入不得不大力投入，原本可以就地筹措兵员，现在只能从更远的地方调兵。
郑经知道这是一个阵痛，只要道路交通的基础设施提高之后，这些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因此国家开始大力投资钢铁、水泥、煤炭，加大了道路交通的资金人力的投入。
内阁第一批同时开工了五条官道的拓宽、加高、硬化工程。
第一条从京城出发经宣府、大同、绥远、一直延伸到哈密、迪化、塔城，终点到巴尔喀什湖华夏的边境地区。
第二条从京城出发经宣府一路北上延伸到库伦，终点到北海城。
第三条从京城出发经永平府、过山海关一路延伸到海参崴。
第四条从京城出发经天津、过山东、一路向南过江南、闽浙，终点是广州府。
第五条从京城出发经保定府、真定府、一路延伸到西南，终点是云南府昆明城。
这五条官道有的是原本就有官道路基，有的完全是新开道路，同时开工这些道路需要大量的劳工，华夏现在劳动力严重不足，只好将目光锁定到了南洋土著身上。
大量捕奴队活跃在南洋的各个地区，大肆捕猎土人，这些被捕获的土人一部分卖到了各个农场成为农奴，大部分都进入各大修路工地，为华夏的基础建设添砖加瓦。
这个时代使用奴隶是普遍现象，没有人会拿这些事指责这些事，不过华夏方面给所有进入华夏的劳工承诺，只要在华夏服务十年，华夏就会将他们找一块土地，让他们在这块土地上建国。
同时华夏官府对于这些劳工也没有太过苛刻，每天劳役的时间不会超过六个时辰，而且在生活上远比他们在家乡的丛林里日子过的更好。
这些土人没想到来到华夏，虽然每天要不停地劳作，但是却过上了不愁吃喝的日子，这样的日子是他们在丛林中想都不敢想的。
有了这些土人劳工的加入，华夏的基础设施建设得以快速展开，在定下五条官道的建设计划时，群臣普遍希望优先修建这条官道，然后再慢慢修建其他几条纯投入的官道。
郑经力排众议首先开始兴建的是京城到西北、西南的两条官道，通往西北的官道沿途都是荒无人烟的隔壁、草原，修建这样的高等级道路单纯为了国家边防需要。
通往西南的官道沿途都是崇山峻岭，单单一个勘测地形，就让华夏的交通部门的大匠苦不堪言，与西北荒漠草原公路的寂寞相比，西南官道充满了危险，这样一条高等级的公路，在没有工程机械辅助的时代，付出的代价可想而知。
可是这样的战备道路，其价值远不是经济价值所能衡量，只要这两条道路修通，西北西南这两块华夏最不稳定的地区将会牢牢地掌握在华夏手中，成为华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而向北海以及向东北方向的官道对于华夏掌握草原各部，以及未来开发这片土地上的自然资源有着重要的价值，这些长远价值一时半会还无法显现出来。
五条官道真正能够实现盈利的只有一条从京城通往广州的南北大通道，这条官道几乎囊括了华夏最发达的地区，中间还要跨越黄河、淮河、长江等华夏重要的大河，可以说是联通华夏南北的大动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