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杭地区的各种物资沿着京杭运河，源源不断地涌入元大都，运河之上的繁华再度显现。可惜的是元朝统治者自作孽，将汉族百姓压迫的太厉害，导致了红巾军起义，敲响了元朝的丧钟。
朱元璋定都南京后，天下粮赋不需要运到北方，而十三塞王及其边军的粮饷，朱元璋开创性的采用了“边中海支”法，盐商们为了换盐引，都在边关种地，直接交给边军，换取盐引，因此无须大规模的运输漕粮，漕运又一次陷入沉寂。
无论是隋运河还是元运河，河面之上只有少量的运粮、运盐漕船。
明朝大规模的漕运是在永乐十八年后，北京的皇宫建好，朱棣下令迁都北京，带了几十万人马过去，后来直到宣德年间，每年还要迁一部分富户填充北京，直到有百万人口为止。
为了应对这一百万张吃饭的嘴，朱棣在永乐四年下令，重新疏浚通济渠和永济渠，打通了江南赋税运输到北京的通路，每年有四百万石粮食及其他物资直接运输到京城。
后来，因为宝钞贬值，朝廷财政面临崩溃，明孝宗年间，户部尚书叶淇提议取消边中海支法，改为商人以银代米，直接付钱给朝廷购买盐引。
这个政策一出来，立马受到江淮地区商人的欢迎，他们原本拿不到盐引，因为他们运粮北上成本很高。现在好了，拿钱就能买到盐引，于是纷纷出钱买盐引，一时间太仓银多至百余万，国家的财政收入骤增。
朝廷一看用钱买盐引这么赚钱，立马把这个政策给固定了下来。
然而，得之桑榆，失之东隅！
朝廷拿到了现钱，边军的粮饷就成了问题，于是全国各地的粮赋，就通过京杭大运河和隋运河，源源不断的运输到北京周边通州仓、蔚州卫仓（清朝的常平仓）、临清仓等粮仓，以应付庞大的军费开支。
明朝边军有两百多万人，加上马匹、驴骡，一年耗费何止千万石粮食，于是就产生百万漕工，依赖运河吃饭。
但运河运输能力很小，耗费糜多，加上官员上下其手，运一石粮食到北京，中间可能损耗三五斗之多。每当有人提出重开海运之时，便会有人劝谏皇帝，“百万漕工，衣食所系，废漕改海，断然不许……”
此时的大明，漕运还没大兴，连苗头都没有。再过两年，皇帝就会下令疏浚通济渠，为兴建北京城做前期准备，大规模漕运才会开始。
李云睿决定先拿太原城到南京城运煤，做个漕运的样板出来，目的有二。
一来拉动太原城的经济，太原城有二十多万人，总共五万余户，李云睿一下子就雇佣了六千人，相当于六千户人家有了收入。除此之外，太原三卫有一万六千多人，这些人是拿粮饷的。
月俸二两多吗？真心不多，但有了这二两银子，百姓们就能下个馆子，喝点小酒，吃点肉，买身衣服。有了这么一大批有收入的人，会带动很多商业的发展。
在经济学中，有个货币乘数效应，简单举个例子，一个人花一两银子买衣服，成衣商就要八钱银子买布，布商要买棉线，棉线商要买棉花，一轮轮下来，就能产生几两银子的效应，通常来说，货币乘数在四到五之间，产业链越长，这个货币乘数越大。
李云睿招这么多人，一年支付的薪水也不过在十五万两银子，但加上货币乘数，就能产生七八十万两银子的效果。
相当于整个太原城的百姓，每个人都有赚三、四两银子的机会。
当然，李云睿相信，这些钱大多数都会被有钱人、官员挣去，但就算有一半能流入下层百姓，这就是一个突破。
改革开放几十年，得到的最宝贵经验不是技术，不是思想，而是学到了让百姓富起来。
贪官是能贪，贪一亿、十亿又如何？只要老百姓一个人能赚一千，领导人嘴上就会笑开了花，每人一千，十四亿人就是一万四千亿！
这个道理，大明没有人懂，但李云睿懂。
当年邓爷爷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圈，深圳成为了特区，深圳也创造了各种奇迹，一座边陲小镇，仅仅用四十年的时间，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化大都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