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距离最后的期限越来越近了，随差皇宫里的气氛也越来越紧张，慈禧的脾气也越来越差，进出皇宫的大臣们都要小心翼翼，说的每一句话时，先要在头脑里想三回，看看有没有能够引发慈禧不好联想的措辞，更不想说太监宫女，在慈禧面前伺候的时候，连大气都不敢出，生怕那里不小心触怒了老佛爷，轻则一顿掌嘴板子，重则一命呜呼。有些经历过庚子国变的老人，隐隐都依稀觉得10年前的历史，似乎又要重演了。
而在东南地区，各报纸、媒体还在为孰是孰非争论得不亦乐乎，有些地方甚致给双方是战是和开出了盘口，还真引来了不人下注。不过北京毕竟天子脚下，京畿重地，报纸到可不敢那么肆无忌殚的讨论这样的重大而敏感事件，但北京的居民对政治的兴趣和敏感度天生就比其他地方高得多，因此报纸虽然不讨论，但在民间却是议论得热火朝天，而且在这个时代，报纸的受众面毕竞还是小众，只有少数的士绅阶层，学生才会看报纸，但民间的讨论，无论是深度还广度，都远不是这个时代的报纸可能比的，当然这里面也有华东政府的情报人员在暗中推动的功劳。
当然民间的议论带来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流言蜚语满天飞，几乎是一天一个样，街头巷屋到处都有人议论，既使是有些茶馆、饭馆里贴着“莫谈国事”的纸条，但却根本阻止不住人民议论的热情，有时茶馆、饭馆的掌柜过来阻止，还会引起一阵嘲笑，说什么“大清国都要完玩了，还怕个什么”，“老佛爷，皇帝现在自个儿都是自身难保了，那有闲功夫管咱们这些平头百姓啊”，“咱们只管说咱们的，大清国己经没有几天的蹦跶了”之类的话。
总之，民间这种吃瓜群众等着看戏的轻松心态，和皇宫里的紧张气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一方面是由于北京的居民见的事情多了，这十几年来，什么“公车上书”、“戊戌政变”、“拳匪进京”、“庚子国变”、“海外华人进京”、“帝后还朝”等等，什么大事没有见过，都知道不管时代怎么变化，受到冲击的是皇亲国戚、达官贵人，而和老百姓没有多大关系，只要提前多准备些饮食用度之物，在北京城新旧势力交替的那几天里老老实实的呆在家里，等北京的秩序恢复之后再出来，基本也就没事了，反正就是洋人来了听洋人的，海外华人来了听海外华人的，老佛爷，皇帝回来了，就听老佛爷，皇帝的。
而在另一方面，10年的庚子国变期间，人民军收复北京，当时军纪严明，对居民秋毫无犯，而且还修膳了不少道路、房屋，掏通水井，做了不少利民的善行，大多数老北京人都还记得十分清楚，同时华东政府的情报人员也在暗中不断的宣传人民军守纪律，不扰民，让北京的居民可以完全放心，因此北京的老百姓们才一点都不紧张，每天还怀着轻松乐观的心态谈论着改朝换代的大事。
当然现在清廷上下也基本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上层的权贵官员们都忙着打点行李，准备出逃，下层的官差、吏员们也看透了时局，大清国确实没有几天活头了，华东政府即将入主北京，改朝换代，因此在这个时候，谁还顾及得到民间在讨论什么。
于是在这种紧张与放松，忙碌与懈怠的交错环境中，时间也终于来到了第7天。
就在当天中午，留在天津的瞿鸿禨、徐世昌、唐绍仪三人来到利顺德饭店，和李三杰会面，提出清廷拒绝接受华东政府提出的谈判条件，并要求华东政府进行修改。
但这个要求不出意料的遭到了李三杰的拒绝，并宣称清廷既然拒绝接受华东政府提出的谈判条件，也就意味着谈判破裂，只能用战争来解决。并要求瞿鸿禨、徐世昌、唐绍仪三人离开天津，在两个小时以后，人民军将向天津发动进攻。
到了这一步，瞿鸿禨、徐世昌、唐绍仪三人也没什么好说的了，当即告辞，返回天津新城。
而李三杰立刻向青岛和北京办事处发电，通报了谈判破裂的消息。因为瞿鸿禨、徐世昌、唐绍仪三人返回天津新城大约需要1小时左右的时间，因此清廷再快，也只能在1小时之后收到消息。
这1个小时的时间，对这场战争没什么影响，但对华东政府的北京办事处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一但战争爆发，华东政府的北京办事处是最危险的，难保清廷不会拿北京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来泄愤出气，至少也会抓起来当作人质。自从双方开始接触以来，清廷也加强了对北京办事处的监控，只是在双方还没有彻底撕破脸之前，清廷也不敢轻易的动华东政府的北京办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