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世章嘉活佛一行刚刚离开青岛，上海就将与袁世凯签定好的合同送到了青岛，因为行政院早就己经确定，因此到也没有什么纠结，立刻安排人去备货。
不过上海送来的文件不仅仅只是这份合同，还有上海市长李松晨的一份公文，建议青岛行政院，现在应该成立浙江政*府了。
原来周馥归附了华东政*府的时候，浙江正面临着日本的武力威胁，因此为了确保浙江省的稳定，华东政*府将原来浙江省的官员全部留任，并由上海市政*府负责协管监督浙江的政务；只是派遣军队接管了浙江省的军务，并且重新整编浙江的军队，连北洋水师也全部接收，全员都拉到上海去了，军舰在上海维修保养，士兵在上海训练。
现在日本早己偃旗息鼓，而浙江的军队整编也基本结束，李松晨手头上也还有一大摊事情，也不愿为浙江再分散自己的精力。另外上海虽然和浙江相邻，但在行政划分上却是属于江苏省，这样长期协管监督浙江的政务也不好，一则容易引发地域矛盾；二则万一浙江出了事情，就又成了自己的责任，因此李松晨才上报行政院，认为现在的时机己成熟，应该尽快成立浙江政*府，对浙江施行正常管理。
其实青岛这边也明白，浙江的事情越早解决越好，总让上海这边协管监督也确实不是长久之计，不过浙江的情况有些特殊，因此华东政*府也不能不谨慎对待。
从严格意义上说，浙江是华东政*府占领的第一个南方省份，虽然在此之前，华东政*府己占领长江南岸的上海市，还有湖北省是横跨长江两岸的，但上海毕竟只是一个城市，地方较小，而湖北位于长江中游，而且大部份地区都在长江北岸，因此浙江省才是华东政*府占领的第一个，完整的南方省份。
而南方的情况和北方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就是由于南方的经济较为发达，因此社会矛盾、土地矛盾和北方比起来较为缓和，没有那么激烈，这也是秦铮建议支援袁世凯，让南方开战的原因之一。只有打起仗来，激化了南方的社会矛盾，华东政*府出兵南下时，就可以轻易收取南方之地了。而浙江就属于这种情况，而且由于浙江没有经历战乱，社会矛盾没有激化，土地矛盾也相对缓和，不过土地改革是华东政*府的主要国策，不可能在浙江不进行，但浙江的土地改革怎么实施，自然需要认真考虑。
其次是在中国的国门被外国的枪炮打开，使国产的自然经济、小农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大量农民破产，但商品经济、民族资本却有一定的发展，产业工人的数量大增，于是部份失去土地的农民可以转型成产业工人，这种变化在浙江省是十分明显的，自然经济、小农经济的成份减少，民族资本发展，商品经济增多。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这自然是好事，但由于中国不是主动开放，迎接全球化和现代化，而是被列强的枪炮逼迫打开，是被迫加入全球化和现代化，因此中国的民族资本、商品经济发展缺乏国家的自我保护能力，在与外国资本的竞争中，有着严重的先天不足，主要体现在中国的民族资本成分中，实业少、买办多，投机多、对外国资本的依懒性强，浙江省也是这种畸形发展的典型。在上海金融危机发生时，有相当一批浙江商人都参与了上海的投机行为，当然所有参与投机的浙江商人基本都赔了个稀里哗啦。
华东政*府发展经济的原则就是发展实业，限制买办，并通过关税、政*府补贴等手段，扶植保护本国的民族资本发展。但此前华东政*府所攻占的地方基本都在北方，民族资本、商品经济发展都很薄弱，是华东政*府一步一步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起来，但还从来没有管理过一个民族资本、商品经济有一定的发展，但却是以买办资本为主的局面。
当初上海到基本也是这种情况，只是上海地方小，另外上海是洋务运动的重要城市，洋务派在上海创办了不少实业性质的企业工厂，同时又有盛宣怀、张謇这样的实业家，因此也好改造一些。虽然上海的经验可以借鉴，但一省和一市毕竟是不同的，也不能硬套上海的经验，需要根据浙江省的俱体情况而定。
最后还有一点，由于受外来冲击较大，同时浙江省的经济较为发展，因此在浙江接受过新思想、新教育，甚致有外国留学经历的年轻人很多，并且有救国图亡的热情和血性，华东政*府对这样的年轻人十分看重，多次专程在浙江招集这样的年轻人到华东政*府读书、工作。
而在这些年轻人读书、工作却遇到了一个新问题，就是他们对华东政*府的土地政策都多有微词，因为能接过新思想、新教育，甚致有外国留学，当然不会是穷人出身，多数出身于商人、地主的家庭，华东政*府的土地政策直接损害了他们的家庭的利益，自然是不会赞同。虽然经过华东政*府的教育，有相当一部份明白并接受了华东政*府执意要进行土地政策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