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按说最适合去天津的人选择是荣禄，虽然他是军机处排名第二的军机大臣，但庆亲王实际上并不管事，因此真正掌管军机处大权的就是荣禄，而且又手握军权，并深通官场的权术规则，同时还是慈禧最信任的大臣，两人的关系近密到几乎可以随意开玩笑的地步。
在戊戌政变之后，所有的人都对“康党”忌讳莫深，但只有荣禄和李鸿章两个人敢在慈禧面前自称“康党”。 所不同的是，李鸿章是在出任两广总督之前，晋见慈禧谢恩，当时有人弹劾李鸿章是康有为的同党，而李鸿章的回复是：“若旧法能强国，吾国早已强矣。即变法则为康党，臣罪无可逃，臣实是康党。”后来李鸿章到广州上任，朝廷要求严拿康党时，李鸿章再出惊人之言：“朝廷意抓康党，尔等无需怕，吾即是康党！”
而荣禄则是拿这个话题在慈禧面前开玩笑。荣禄说：老佛爷，奴才可是个康党！慈禧就说：不错。可康有为是个奸臣，竟然辜负了你提拔他的好意，想让那个袁世凯杀了你！说完两个人都笑。这也表明，李鸿章是在慈禧面前倚老卖老，而荣禄则是和慈禄关系更为亲密。因此如果是荣禄去天津，正好可以和海外华人商量那些不好明说，但又是慈禧最关心的话题。
不过现在慈禧并不是在北京而是在西安，虽然不能说是身处险地，但肯定是不如在北京安全，在慈禧刚到西安的时候，时值陕西大旱。得知太后和皇帝居住在西安之后，纷纷向西安聚集，最多的时候多达20余万人，每天的哭喊声来城里巡抚院子里都听得见。尽管有大量官兵将巡抚院子围了个铁桶一般，但慈禧还是觉得心惊胆战，好在是各地的供米陆续都送到西安，因此慈禧才下令在西安城关设立粥厂救济饥民，并修建暖厂让灾民过冬，一直新年之后，一场大雪缓解了旱情，灾民才陆续散去。
在这种情况下，慈禧自然不敢让荣禄离开西安，而王文韶的年纪又大，经不得长途跋涉，而载漪又靠不住，只能让赵舒翘陪庆亲王跑这一趟。而赵舒翘在戊戌年间就坚定的站在慈禧一边，虽然在上回考察义和团时涮了慈禧一把，但慈禧知道这也不能全怪赵舒翘，因此赵舒翘还是信得过的。
确定好了出使天津的人选以后，光绪又嘱咐两位钦差，这次去天津一定要对海外华人好言嘉奖，以示朝廷恩泽，不可妄自尊大，伤忠义志士之心。而慈禧也拔出不少的珍宝财物，还有20万两白银，作为赏赐海外华人，以及劳军之物。
虽然西安的生活条件差了一点，但各省的官员们还算有些良心，送来了不少供品，因此现在淸廷在西安还有一些底子，也能拿出一些像样的赏赐，不至于损了天朝上国的面子。
而在最后，慈禧以光绪的名议下诏，以李鸿章为国事操劳，多有辛苦，且干练能事，特封李鸿章“军机处大臣上行走”。 这也就是对李鸿章的奖励。
慈禧十分清楚李鸿章想要什么？尽管李鸿章是请廷唯一一个未入军机而有中堂之称的大臣，但没有真正入军机，让李中堂名副其实，仍然是李鸿章最大的缺陷，在这个时候，慈禧自然是懂得投其所好，而且现在李鸿章己经恢复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职务，尽管现在都是虚职，但除了军机大臣之外，己没有再高的职位了。
“军机处大臣上行走” 是所有军机大臣的正式名称，从军机处这个机构成立到现在，己有150余年，由当初一个临时机构成了常设机构，并取代内阁成为清廷的最高权力中枢，己经形成了一套完善的规章制度，虽然从名议上说，所有的军机大臣都是平级，但在军机处内部，实际是有严格的排列顺序，标志着各位军机大匠权力的大小和地位的尊卑。如每次上朝或到军机处理事，领班军机大臣肯定是走在最前面的一个，而且手里拿着当天需要处理的重要的奏章和批件，而走在最后面的一位军机大臣，在领班军机大臣快要走到门口的时候，需要以最敏捷的速度跑上几步，为各位大臣掀起门帘，因此排名最后的那位军机大臣，又叫做“挑帘子军机”。
以李鸿章的资励，肯定不会是“挑帘子军机”， 当然也不会是领班军机，而目前排名第二的军机大臣是荣禄，作为满族军机大臣，又是慈禧信任的大臣，他的地位几乎是不可动摇，而除此之外就应该轮到李鸿章。现在军机处排名第三的王文韶，人称“油浸枇杷核——滑头滑脑”，他办事的惟一原则是“多磕头，少说话”。 这样的人当然不能和李鸿章相比，因此一但李鸿章进了军机处，起码是排位第三。